在1918年至1919年间,有关大学的两种意见之间的冲突在加剧:一方面,人们将大学看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庇护所,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修身(self⁃cultivation);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大学应该是政治与文化激进主义的策源地。蔡元培显然相信,根本的文化与社会革新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是建立在经重新组织的新知基础之上的。但他也认为,从广义的道德层面上讲,知识分子才是国家的领袖。这一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假设促使他去探求一种能够鼓励大学师生以国家为己任进行全局思考的教育文化。教育事业本身就很重要,但它对于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进步也极为关键。并且,蔡元培相信如果能与世俗经验及现实关怀相结合,那么那些从实验室和图书馆中获得的知识将更有意义。
短期内,蔡元培对自己得以平衡这些不同的观点感到十分满意。这样在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内部对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便既非全然旧式的——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国家的公仆,也非全然新式的——将知识分子视为专家学者,而是这二者的结合。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一点就着的融合——特别是考虑到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与国际地位的脆弱。教育与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从来就不是畛域分明的,而且现在也开始引起大量师生有意无意的关注,并在这个过程中意外地成为了争论的主题和场域所在。聘请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世界观的学者,并允许他们百家争鸣的政策,确实如愿地引发了创造性的交流,但也导致了教育和文化的不断政治化。关于文化的学术争论很快成为宣泄不同政治诉求的渠道。不久,北大的一些人便卸去伪装,不再讲“尖头曼”(gentleman)的那一套,换之以一种十分尖锐而易引起敌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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