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蔡元培及其同僚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北大能迅猛发展,到25周年校庆之时,可以取得很多值得师生们回顾和庆祝的成绩。所以当一群学生提议学校在1917年12月17日召开20周年纪念会时,蔡一定感到了些许意外,但他同意了这一建议。12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第二天下午的活动日程安排,并且提醒学生,要求他们在周年大会前的集体合影时,一律穿正规乙种礼服(长袍大褂),以示整齐。纪念会充满了试图为大学加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象征意味——这正是蔡元培所重视的。在出任校长后不久,他便请周树人(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由学生们佩戴在长衫上以示尊荣。(79)
12月17日,一千多师生云集法科大礼堂聆听纪念会演说。这是一系列经过细致安排的励志演讲,演讲人不厌其详地谈论学校新领导人对北大的殷切希望。随着人群进入会场,每人都收到了一份由戏曲理论先驱吴梅教授专门为校庆所做的纪念歌材料。(80) 待大家落座后,蔡元培致开会词。他将北大与德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相比较后认为,虽然北大要年轻得多,但这并不妨碍它“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蔡说,“柏林大学之历史,视来比锡大学不过五分之一时间,而发达乃过之”。正如柏林大学之所以发达较易是因其位于全国的政治中心,那么同样坐落于首都的北大定能成为世界一流高校,况且北大“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
盖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以其应用最广,而所谓哲学者,包有吾校文、理两科及法科中政治、经济等学,实为前三科之预备科。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81)
在蔡元培致辞之后,谭燕荪上台演奏吴梅教授所谱之纪念歌:
棫朴乐英材 试语同侪 追思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景山丽日开 旧家主第门桯改 春明起讲台 春风尽异才 苍海动风雷 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 匆匆岁月 已是廿年来(82)
音乐响起,学生的耳边还回荡着校长蔡元培的殷切嘱托。无疑,校方有意识地用那庄严的一刻来赋予学生一种使命感。
接下来是前教育总长范源濂的讲话。他同蔡一样谈到北大充满希望的未来,再一次表示学生们任重而道远。他提醒听众,北大的产生正是源于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求所以致败之由”,其时国人都认识到国家必须迅速现代化。范接着批评了士子在科举考试时代的“利禄之念”。他指出,只是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后,学生们才开始认识到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但要想重新富强,则必先有学生们孜孜不倦地去完成这一雄心壮志——这也是中国败于日本后创立京师大学堂的初衷。“为中国历史上放一次异彩,责任在诸君。勉旃勉旃”。(83)
整个一天,演讲者都在熔铸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和一个统一的目标,以劝勉学生们认清自己身上的历史重任。胡千之慷慨激昂地讲解了“互助”的理念,并恳请同学们作为一国之表率,理应致力于培养一种团体意识。他说:“盖大团体精神之发展,全在各分子及各小团体之协合。鄙人以为欲去此缺点,除牺牲小团体之私见,以谋大团体之公益,别无他法。”接下来章士钊说,只有同学们理解了“调和”这个概念的真谛之后,才会带来进步。他认为学校是一个“调和之精神”必须盛行的地方,因为学校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状况。他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最后一位致辞的是陶孟和教授。陶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道德之堕落。他强调学生有责任扭转这一趋向。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北大有责任为国家培养正直的领导人。(84)
在1917年12月,理想与现实之间依旧有着很大的距离。校方不断地劝告学生们要努力学习、相互合作和举止得体。如果学生们已经做到了这些,那么学校也没必要这么“啰嗦”。张国焘就曾写道,与他同寝室的两位学生经常深夜醉酒而归,瞎闹一阵,令低年级的学生以及像他这样较为庄重的学生都感到非常错愕。(85) 《北京大学日刊》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北大的风气并未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学生们还是经常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在法科,一旦有学生和教员感兴趣的事件出现,他们仍然会选择逃课。学生们也未学会和睦相处——20周年纪念会刚过两天,蔡元培便在《北京大学日刊》头版上发布了一个布告,要求学生停止在宿舍墙上张贴相互攻讦的匿名揭帖。(86)
几个星期后,一群年轻的教授——沈尹默、刘复、程演生、钱玄同、周作人、王星拱、马幼渔、刘文典、陶孟和、陈独秀、朱希祖、朱宗莱、朱家骅和陈大齐——向评议会提出一份计划,请求为组建“大学俱乐部”做准备。他们希望这样一个俱乐部能通过使学生们参加一系列的德育活动——诸如音乐演奏会和诗歌朗诵会——来“破除省界及各科各班自为风气之习惯”,培养一种团队意识。由于也鼓励教员们参加,所以“教员学生可藉此联络感情”。(87) “大学俱乐部”不仅给学生们提供“正当之娱乐”,“节省学生无谓之靡费”,还被认为是一种能使他们远离都市不良诱惑的方法,也就是说使大学与社会相隔绝。
所以,更加明确的是在提案的第二、三部分。其中要求为北大的师生职员划分“大学区域”,并制定教员学生制服,因为这不仅可以“整齐形式”,还“表示本大学已进于世界各大学之列”。显然,这些方案的起草者深受国外案例的影响,甚至文中还提到了剑桥大学。由于北大坐落于闹市区中,设定“大学区域”的方案必然意味着大变动。策划者似乎力图在中国首都的中心营造一个幽静的、布满草坪的欧式大学城,或者类似于北京郊区由美国赞助的清华和燕京大学那样的校园。大学区域将是一个自治的和基本自给的社区,有着自己的医院、商店、公园及林荫道。“设置区域内互相交通之小电话机”可以保证通讯的便利。纪律、秩序和卫生诸事均由校方负责,而不需要警厅或其他相关的市政官员插手。此外,该区域被明确地设计为其他社区应遵循的典范,同时也是划分出一块与世俗隔绝的圣地,学生们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而不会被四围繁忙喧闹的尘世所打扰。为了清楚明白地区分出谁才属于这块圣地,教员和学生都被要求着装统一。他们的帽子的款式和高度、袖子的长度、衣料的种类,以及制服适用的场合均有具体的规定。(88)
在上述提案公布两日之后,蔡元培宣布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它以1912年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及张继等人一起建立的进德会为蓝本。(89) 进德会会员为了做模范市民,必须声明他们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成为会员的最低门槛是前三项。在此基础之上,能做到中间二项的则是高一等的会员。如果他们能发誓做到全部八项,则会成为进德会的最高等级会员。(90)
考虑到蔡元培对明末文人刘宗周的异常钦佩(91) ,或许进德会中如此强调苦修也就不足为奇了。苦修唤起的是对新儒家“修身格言”的注目。在谈到这些明显是经世传统中的格言时,张灏强调了“自省”和“操练控制自身欲望和情感”的极端重要性。想要进入进德会的师生都会被要求做这些事情。魏斐德已经注意到,在帝国晚期“关于知识分子组织有两种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贬斥“党”或“派”,认为其是自私自利的;另一种则“通过引述孔子弟子曾子的话:‘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认可了这种同仁组织”。北京大学进德会便是利用了后一种传统。(92)
在请读者注意北京大学进德会宣言中所流露出的儒家及新儒家的理念时,我并非要说明蔡元培及其他赞助进德会的北大领导仅仅支持传统的道德观念。儒家的影响,只是蔡及其同僚所试图在北大建立起的庞大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一体系也大量借鉴了西方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道德观念。但是,北大的新领导人试图培植的道德带有怀旧的色彩。这是一种对既往的帝国晚期的道德标准的追思。这种道德标准更加清晰明确。蔡元培以一种自觉的方式,试图将北大转变为一个模范社区,一个可以为追求人生中更高价值的正直学者提供庇护的地方。
不过,我认为校长蔡元培一方面认为大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实体,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大学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机构,它所肩负的责任超出了其课堂的范围,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观念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蔡相信,大学应该首先致力于研究,但反观他在北京大学进德会宣言以及一年前的就职演说中所使用的语言,他所关注的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他看来,中国的命运是与知识分子进行深刻道德改革的意愿紧密相连的。他在北京大学进德会的宣言中说得很清楚:“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但是蔡认为这根本就是错的。他说:“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症然,其传染之,往往出人意表……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湎于酒,而楚以败;拿破仑惑于色,而普鲁士之军国主义以萌。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93)
蔡元培明确地说,当整个国家陷入道德沦丧的境地时,北大的师生应像过去那些果敢的学者一样联合起来,大胆直言:
(1916年)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尤可骇者,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为社会立一模范)试之于此二千人之社会。(94)
蔡元培援引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清流派抗议,这无疑说明“进德会”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它试图用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抗议运动来弥补中国学习西方宪政的失败。通过将个人的道德改良与群体的团结相关联,并支持一些旨在培养学生怀抱共同目标的课外活动,蔡元培等北大的新领袖们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而在将北大的教育使命政治化的问题上,后者远比前者坚定得多。
(1) 爱德华·麦科德:《枪之力:现代中国军阀主义的兴起》,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1、309—311页。
(2) 沙培德:《导论:中国与西方的公民身份》,傅佛果、沙培德编:《想象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观念,1890—1920》,纽约州阿蒙克:M.E Sharpe,1997年,第25页。
(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8》,邓嗣禹、英格尔斯译,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57页。
(4)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第246页。蔡元培曾在1911年帮助马叙伦在浙江发动反清起义,在1911年之前与夏元傈一同留学柏林大学,并在1898年与陈黻宸等人组织保浙会。
(5) 北大预科学长沈步洲代表了教育部内另一股支持蔡元培的力量。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72—173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0页。
(6) 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一道建立了华工学校,推广对战时在法华工的教育。关于蔡元培的讲义,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36—437、422—423、445—446和444—445页。
(7) 林文铮:《蔡孑民先生二三事》,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73页。关于军阀和知识分子,参见白鲁恂:《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斗争与联合》,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1年,第124、155—160页。
(8)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9) 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30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0—21页。
(10)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第126页。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第32—33页。冷铨清、唐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第159页。
(1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
(12)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页。着重号为我所加。关于伦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参见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2页。
(13) 丁钢:《20世纪初的书院与中国大学的发展》,许美德、潘乃容编:《知识与高等教育的东西方对话》,纽约州阿蒙克:M. E. Sharpe,1996年,第219—233页,尤其是第223页。也参见陈平原:《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1992年7月第二辑上,第11—12、26页。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第145—146页。
()* *1918年教育总长范源濂称北大是“中国惟一之国立大学也”,原因是当时“吾中国公立之大学有三:(一) 为北京大学,(二) 为天津之北洋大学,(三) 为山西之山西大学。其山西大学系特就晋省而设,北洋大学则初归北方。各省立公近乃几与北京大学连为一体,此外虽亦有私立大学而办,尚多未就绪。外人之在华设立学校名为大学者,其性质办法又与吾异。”参见:《范静生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5日,第4版。——译者注。
(14) 从1909年到1921年,蔡元培一直坚持素食。而他重新开始吃肉则是因为听取了一位医生的建议。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44—345页。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5页。
(15) 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第17页。陈其鹿:《听蔡孑民先生演辞感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第148—149页。
(16) 1917年3月选出的评议员是陈汉章、马叙伦、俞同奎、秦汾、陈介、陶履恭、温宗禹、孙瑞林、张星烺和张善扬。参见《指令北京大学该校评议会简章及会员履历准备案文》,《教育公报》第4卷第8号(1917年)。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4页。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30—132页。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44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57页。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42—62页。
(1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
(19)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38页。杨亮功:《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及与北大中公的两件事》,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3—45、56页。
(20) 梁柱、王世儒:《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48—51页。
(2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331页。
(23)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特别是第121页。
(24)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72页。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上海:复旦大学,1990年,第92页。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25)《青年杂志》1916年2月5日1卷6号后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复刊。——译者注。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7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39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333—334页。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3—36页。
(27)《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通信栏。也可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78页。
(28) 关于文选派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参见胡志德:《从写作到文学:晚清散文理论的发展》,第83—96页;《写作的新方式:晚清文学的潜力,1895—1908》,第254—258页。
(29)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84—85页。周作人:《北大感旧录》,第105—106页。
(30) 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74页。
(31) 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第571、572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632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0、26页。兰道尔·科林斯:《哲学之社会学研究:智识变革之全球理论》,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7—648页。
(32) 许多政学会的成员都是前欧事研究会分子。政学会机关报为《中华新报》。参见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卷第48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页。
(33)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9页。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257页。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第116页。
(34)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8页。在给吴虞的一封信中,陈独秀请他给《新青年》和《甲寅日刊》投稿。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69页。
(35)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第192页。
(36) 黎元洪与段祺瑞就是否对德国宣战一事争执不休。当黎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后,段宣称将用武力逼迫国会对德宣战。很快,张勋进京驱逐黎元洪,拥立宣统复辟。7月中旬,张勋为段祺瑞所镇压,事后黎元洪亦辞去总统职。
(3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7、59页。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8页。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W.W.Norton,1990年,第287页。“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1933年,北京,第8页。(www.xing528.com)
(3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323页。
(40)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卷第2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22—223页。
(4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319—329页,尤其是第323页。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93页。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第12—13页。
(42) 《太平洋》由泰东图书局自1917年3月起在上海出版。吴稚晖在祝贺杂志发刊的信中说:“盖太平洋之记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记者。然甲寅主旨,可褥无所偏倚矣,而闻太平洋主事之诸公,尤愿陈述学理,于无所偏倚上严重注意。”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33—345、1023—1040页。
(4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499—512、516—527页(引文来自第525页)。马思乐:《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哈佛东亚丛刊”第27种,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4页。也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第16页。
(44)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83页。
(45) 沈卫威:《胡适:顺风而呼》,钱理群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46) 胡适:《国立大学之重要》,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91—192页。
(47) 《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133页。
(48) 胡适:《记辜鸿铭》,许逖编:《近代学人印象记》,台北:晚蝉书店,1970年,第10页。《参议院议员中央选举会第一部选举监督布告》,《政府公报》1918年4月21日。
(4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51页。
(50) 兰道尔·科林斯:《哲学之社会学研究:智识变革之全球理论》,第27页。
(51) 此时北大聘请了90名教授、94名讲师和9名助教。
(52)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79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52页。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7、110页。
(53) 理查德·贝尔斯基:《地方利益在北京的表达:清末会馆之作用》,《哈佛大学中国史论文集》第6期(春季),1997年。
(54)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见闻记》,《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5页。
(55) 1917年冬的评议员是蔡元培、陈独秀、夏元傈、王建祖、温宗禹、胡适、章士钊、沈尹默、周思敬、秦汾、俞同奎、张大椿、陶孟和、黄振声、朱锡龄、韩述祖、孙瑞林和陈世璋。见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17页。
(5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反思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纽约:沃索出版社,1991年,第35页。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57) 例如:《本日刊三大广告》和《本日刊编辑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2月25日。
(58) 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2页。
(59) 《本校重要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8日。
(60) 到1917年底,共有148名学生进入研究所深造。由蔡元培推定的各研究所主任分别为:胡适(哲学)、沈尹默(国文学)、黄振声(英文学)、秦汾(数学)、张大椿(物理学)、俞同奎(化学)、黄右昌(法律学)、陈启修(政治学)和马寅初(经济学)。见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125、218、232页。
(61) 这些讲座公告只是一些例子,相应的内容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0日,第5版;1918年5月20日,第1版;1918年5月13日,第5版和1917年12月1日,第2版。
(62)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4页。蔡元培对他的老朋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的影响颇大。经校长也非常重视学生自治。见叶文心:《外省行人: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起源》,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189页。
(63) 沙培德对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令人信服。他支持这样的看法:新旧概念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非前者取代后者。见沙培德:《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1990年,第5—18页。德里克虽然同意这一看法,但补充说:“旧观念和旧联系……获得了新的含义……以便得到以前被封闭起来的答案。”见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64) 《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启》:《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
(65) 据前实社成员郑佩钢说,实社的会员有十多人。见郑佩钢:《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50页。
(66)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62页。
(67)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4日。世界语在北大,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18页。
(68)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265、140页。
(69) 大多数“实社”的骨干在北京仅仅勾留了几个月便动身去了上海。他们在北京期间只出版了一期《实社自由录》。而那些留下来的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学生在北大1600名学生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79页。德里克声称“实社”成员黄凌霜和袁振英均为北大的教授,但是从我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他们两人都是学生。见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163页。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0页。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05页。
(7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0—34页。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122页。
(71) 蔡元培为北大音乐会代拟章程,见《音乐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6日,第2版。也可见黄旭东:《中国近代新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蔡元培》,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7—561页。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123—124页。
(72) 《画法之研究》、《书法之研究》和《已经报名入画法研究会诸君姓名》,分别见《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4日和1917年12月12日。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124—125页。
(73) 《本校已设静坐会》、《北京大学技击会简章》、《体育会纪事一束》、《雄辩会开会》和《章行严莅雄辩会演说纪要》,分别见《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3日、12月4日、12月12日和12月20日。
(74)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第33页。《苏甲荣日记》,191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关于同乡会开会,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30日,第4版;1918年2月7日,第2、4版;1918年2月20日,第2版;关于同乡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见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台北: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24页。罗章龙:《椿园载记》,第49—56页。关于各地方言之不同,见《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6日,第2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1页。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第259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52页。
(75) 张谷若,私人采访。也可见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会务记闻”栏,1923年。
(76) 顾德曼:《新文化旧习惯:同乡会与五四运动》,魏斐德、叶文心编:《上海寄居者》,伯克利:东亚研究所,1992年。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第32、34页。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第1期,第52页。
(77) 徐宝璜:《设立学生银行之益处有四》,《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7日。关于师生在此银行的储蓄情况,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第3—4版和1918年2月2日,第3—4版。
(78) 《试办消费公社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5日。在附文中,胡千之用了“互助之精神”来形容消费公社。见《拟在本校试办消费公社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5日。胡千之是1902年壬寅科举人,后留学柏林大学法科。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173—174页。
(79)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3页。《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1、16日。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87—88页。
(80)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3页。
(81)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9—30页。
(82)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7页。
(83)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30—32页。
(84) 这些讲演的全文都收入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32—41页。
(8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8—39页。
(86) 《法科学长告白》、《庶务主任告白》、《法科教务处致各教员函》、《法科致法预本科各教员函》和《禁止匿名揭帖》,《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0日、11月30日、12月8日,1918年2月8日和1917年12月19日。也可参见傅斯年:《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80页。
(87) 《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6日,第2版;1918年1月17日,第1—3版。
(88) 《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7日,第1—3版。
(89) 关于这些组织及其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联系,参见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113—114页。陶英惠:《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第243—244、247—248页。
(9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7页。
(91) 刘宗周曾经是黄宗羲的老师。他与东林书院关系密切。他以其坚定而崇高的道德标准名扬于世,最后更是为了表示效忠于前明绝食而死。
(92) 戴维翰:《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第107页。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3—74页。魏斐德:《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士大夫》,第41页。
(9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4页。
(9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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