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化网络的建设与蔡元培的包容精神

蔡元培在北大迅速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其中一些是他在五年前任教育总长时没做成的。上任3个月后,他仿照德国大学自18世纪以来的建制,为北大设立了“评议会”。1917年3月,10名教授当选为评议员,蔡元培的民主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还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它拥有很大的权力。在评议会设立时,曾有同学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对于评议会的决定,蔡元培即使并不赞同也会尊重评议会。(16)

蔡元培认为德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实优于日本,故而中国现行的日式高等教育制度需要做出调整。在德国,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工、商、农等科别为独立之高等专门。他相信,在大学中复设诸种专门科目,只会分散原本有限的人才和资源,妨碍大学完成它的真正使命——文理科的学术研究。在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等人的帮助下,蔡元培成功地转移了北大的学科重心,使得文科成为大学中最具活力的学科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1919年,商科被逐步归并给法科;在1920年代工科也停办了,而本校预科毕业生之愿入工科者,送入天津的北洋大学。虽然蔡元培废除法科的努力收效甚微,但他确实规定了专门教授不能在政府内任职。法科的教员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中央各部中任要职。1917年7月蔡元培提交了他的大学改制建议。1918年,教育部批准了这一方案的大部分,扩大了对北大文理科的拨款。北大成功地吸引到更多的学生就读理科专业,但十年之后,理科专业的数量仍远不及社会科学。特别是法科,依旧是整个1920年代中期最热门的学科。(17)

当然,这些改革都来之不易。蔡元培曾抱怨教育部控制太严,让他很难管事。他写道:“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蔡说部员也很不称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18)

蔡元培在裁撤一些滥竽充数、花天酒地败坏北大风气的中外教员时遇到了特别的麻烦。其中被解聘的两名英国人恼羞成怒,控告北大和蔡元培,说是北大指称他们不胜任教职,影响了他们以后的就业,要求发给1917年全年及以后两年的工资。英国公使馆也出面干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蔡元培费了很大力气才最终胜诉。据称,蔡元培还因要求校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而得罪了留下来的外籍教员。外国教授起而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则答道:“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是中国话?”(19)

真正对北大的风气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并非是辞退外籍教员一事,而是蔡元培选聘教员的原则,这也是他广受知识分子赞誉的一大原因。他援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聘请教员时“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任其自由发展。(20) 在谈到需要“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时,蔡元培声称:“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21) 人们称赞蔡元培最多的便是他的包容。

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思想在蔡元培那里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同的世界观在他看来都可以造福全人类,所以很难给他贴一个标签。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大同人戏称他们的校长为“古今中外派”。(22) 这一立场使他可以不受一家一派的限制,专注于教育事业。而教育正是一个需要博采众长、互通有无的过程。此外,他坚持对学者的品评不能因其年龄、学历或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变化。不过,他也不是对所有的学派都欢迎,他对“包容”的解释多多少少带有政治偏见的色彩。例如:他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若“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则大学就不必延请。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返聘桐城派之人。通过宣布桐城派已经过时(尽管很多人强烈反对),他展现出了真理在握的一面。(23)

当蔡元培任命从前的革命同仁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时候,他已下决心彻底改革北大。这一任命源于沈尹默和汤尔和的推荐。他们不仅在推荐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这件事上出力不少,而且是陈独秀多年的朋友。(24) 直到陈独秀将《新青年》的编辑部迁到北京之后,《新青年》才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显著的影响。《新青年》在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停刊的状态,(25) 每期发行量从未超过一千本。据张国焘回忆,在陈独秀来北大前,他的同学中知道这本刊物的非常少。再者,此时熟识《新青年》的知识分子——周树人(将以笔名“鲁迅”声名鹊起)、周作人和许寿裳对它的评价不是负面,就是不感兴趣。那些与陈独秀在上海一起共事的人是最早意识到陈的北上将使《新青年》的影响力播向全国的。汪孟邹的侄儿汪原放(陈独秀曾想和他在上海合开一家书店)描述当时情况说:“我们听了议论说:‘……陈仲翁(独秀)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要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26) (www.xing528.com)

陈独秀的这件事表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政策惠及的是那些敢于挑战北大主流文化的人。在一封给《新青年》的信中,陈独秀表示一方面认同蔡元培的包容精神,另一方面要借北大这块极佳的平台推销新的政治和文化主张。他写道:“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27) 众所周知,蔡元培特地关照了文化保守派,如选学大师黄侃、刘师培和经学大家崔适。前两位精通中国六、七世纪时期的骈文,第三位则深受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28) 黄侃和刘师培在晚清属于政治激进派,在文化上却是保守派。北大最有名的反动学者是辜鸿铭。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早年留学于英德,并作了张之洞二十年的“幕宾”。虽然辜鸿铭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能读懂多种欧洲文字,包括拉丁文(他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等,但他强烈反对西化,堪称中国传统的卫道士。他的讲话极富煽动力;他喜欢女子裹小脚;他留着辫子以示效忠前清。甚至连他的人力车夫也留着辫子。(29)

不过,蔡元培的用人制度的最大功绩在于:使新文化运动从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二次革命”后的三年里,未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凭借着人际关系网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同仁团体。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基于合作、教育和道德复兴的渐进式改革。直到它的领袖们被蔡元培招入北大后,这个团体才有了一个真正的大本营。蔡元培甫一上任,便着手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例如,他安排郎舅黄幼轩作他的会计,23岁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徐宝璜作他的私人秘书。在“二次革命”中牺牲的徐秀钧(徐宝璜的叔父)是蔡元培的故友。经绍兴同乡周树人的推荐,蔡元培聘请了周作人。与周树人一样,因为有如此多的太炎门生在此执教,周作人在北大的人脉甚广。蔡元培让陈独秀邀请26岁的胡适(当时胡适正留学美国,在约翰·杜威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任哲学和英文教授。(30)

蔡元培也对他在清末结交的朋友多有留意。张元济就是其中之一。蔡元培请他推荐可以转移北大风气的人才。蔡邀请蒋维乔加入了北大。蒋氏在1912年就曾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参事,此时则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蔡元培还邀请了王宠惠、吴稚晖、汪精卫和李石曾——均为国民党党员。后三位在袁世凯时期是蔡在国内的主要联络人。1917年1月,蔡元培写信给吴稚晖称,吴能“为学生之模范人物”,可以帮助学生体会到做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吴与蒋维乔一样,拒绝了蔡的邀请。这可能是因为吴稚晖很怀疑中国的首都能否真正建成有活力的大学。

而蔡元培在联系汪精卫时说,北京的政治气候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对教育家那么敌视了。在一封表露心意的信中,蔡元培告诉汪精卫,若他“惠然肯来”,将成为今日中国之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费希特是德国国父,普鲁士教育改革运动的思想领袖。他的大学改制方案最终在1808年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落实。在1794年的《论学者的使命的几个演讲》中,费希特号召“纯粹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时应挺身而出。他主张德意志的强大来源于精神——“教化”(Bildung)的概念在这里很关键——而非武力。蔡元培给汪写道:“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即费希特——译者注)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于此。先生即我国近日之菲希脱也,弟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和蒋维乔、吴稚晖一样,汪精卫也拒绝了加盟北大。只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极感兴趣的李石曾接受了蔡的邀请。(31)

蔡元培不是一呼百应,但也确实有许多人响应。陈独秀邀请了老朋友章士钊任北大哲学教授。此时章士钊已经住在首都,在参议院任职的他和政学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谷钟秀和张耀曾领导的一个原始政党)有着密切的交往。(32)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出版《甲寅日刊》,批评北京的政治发展。然而由于他忙于政治斗争,《甲寅日刊》的日常事务便交给了李大钊和高一涵打理。李、高二人均为《甲寅》的元老。李大钊在创刊号社论《发端》中写道:“今日之世界变化,其蜕演之度,可谓流动矣,频繁矣,迅捷矣,短促矣。《甲寅》于此欲有以自贡以求助,进其功能则自所自尽之努力,亦宜千百万倍于畴昔也。”他宣称:《甲寅日刊》只有“以其自身之美,感化国人,使之益昭其美而交相爱”,才能赢得读者的心。他写道:“调和者,美之母也。”章士钊后来说:“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33)

1917年1月,当陈独秀写信邀请胡适到北大任教时,他同时借机为《甲寅日刊》和《新青年》约稿,这清楚地表明他与章士钊仍过从甚密,而且认为这两个刊物是互补的。(34) 李大钊、高一涵和章士钊在负责《甲寅日刊》的同时也出版《新青年》,这更加说明了两刊物间的密切关系。不过,与《新青年》不同的是,《甲寅日刊》很快就停刊了。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国会三股势力勾心斗角的结果是国会在1917年6月解散。痛心疾首的章士钊停办了《甲寅日刊》,以“三年不问政”自期,并受北大之聘,任文科教授,讲授逻辑学。(35) 这样,到1917年秋,袁世凯时代早期新文化团体最重要的三位领袖——蔡元培、陈独秀和章士钊都已在北大任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