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希望的气氛中,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他自1913年起长住欧洲)并接管了北京大学。1916年的夏天,距离国会重开已过了一个月,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蔡元培,说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蔡婉拒了这一邀请。此后不多久,在得知校长胡仁源即将卸任的消息后,一些学者建议由蔡元培接任校长职。他们无疑相信蔡能胜任此职,因为他作为教育家的资质是无可挑剔的。除了精通中学,他还在西学上有精深的造诣。尽管如此,“在这个文化环境中”,“个人网络历来是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而那些为蔡元培游说的人又大多来自浙江,或者与这位前教育总长关系密切,这一事实说明在蔡元培执掌北大的过程中,人际关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马叙伦、夏元傈和陈黻宸都强烈支持蔡出任校长。(4) 他们都是浙江人,并且与章太炎的门生(也几乎全是浙江人)来往频繁。蔡元培与章太炎也是至交。两人早在1902年组建中国教育会时便已相识。1913年章太炎再婚,蔡是证婚人。同为浙江人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与蔡元培、陈黻宸、沈尹默、马叙伦和夏元傈都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向新任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提议任命蔡为北大校长。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其副手正是范源濂。范大力支持蔡出任北大校长。(5)
尽管在1912年袁世凯拒绝考虑让蔡元培代替严复任北大校长,但现在黎元洪很快批准了范源濂的举荐。此时的蔡元培已完全属于政治温和派。他的理念非常有名——提高道德标准,通过教育一点一滴地进行改革。在法期间,他为华工学校讲授了一系列诸如“自由与放纵”“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坚忍与顽固”和“爱情与淫欲”的课程。其中他强调了自律的重要性和个人对一己之自由所应负的责任。(6) 知识分子仍被视为一种政治资源。北洋的政治首脑无疑认识到,如能召来蔡元培这位懂六种语言(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和拉丁文)、名重一时的人文主义学者,必将在海内外产生极佳的影响。(7) 所以范源濂甫一接到黎元洪的批准,便致电身在巴黎的蔡元培:“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8) 过了不多久,蔡元培便动身前往上海。(www.xing528.com)
当他抵达上海的时候,汪精卫、吴稚晖和马君武等劝他不要就职,以免被北大的恶名所污,损害自己的清誉。事实上,一大批蔡曾经的革命同仁都劝他不要赴任,但也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少数人请他不要错过在北方为改革效力的良机。蔡元培在确认北大校长不等于做官之后,决定接受这一任命。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写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9) 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蔡这是在为国民党效力。相反,直到确信执掌北大不会使他卷入政治之后,蔡元培才应允就职。当他于1916年12月北上时,并无意将北大变为政治的温床,而是希望将其建成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哲学、科学和人文主义的殿堂,为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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