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窗：权利源自地位，护国军与北洋系军阀的角逐

袁世凯的死造成了北京的权力真空,进而加速了共和试验的失败,为军阀的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然而在1916年夏,由于他的死,人们普遍认为革命将有一个新的开始,并且存在一个必然的逻辑使得共和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沙培德(Peter Zarrow)就注意到,袁世凯即使是在“黄衣称朕”之时,也认为有必要采用“国家和国民这种空洞的现代话语”,并且向中国人民许诺他将维护代议制政府。沙培德认为,虽然辛亥革命至今未能带来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但它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和诸多的政治期许。在这种话语和期许的帮助下,那些“政治上活跃的现代化都市阶级”形成了自己思考政治的方式,以及在袁世凯死后参与政治的途径。(2)

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由章士钊率领的护国军代表团不久便劝说北洋系军阀领袖段祺瑞承认了民元约法。8月1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总理;被袁世凯于1914年1月解散的国会复开。那些在“二次革命”后被迫靠边站的人得以重返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是近三年来的首次。由于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们的回归,人们又迎来了刷新政治的希望,尤其是梁启超的宣传,使人们普遍认为段祺瑞对帝制运动的抵制表明他赞成共和。段与南方领袖间的互不信任延宕了新内阁的任命,但他勉强接受了南方的若干提名,终于使内阁获得通过。南方对此尚感满意,因为在北京有人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3) (www.xing528.com)

在1916年的夏秋之际,首都北京再次因人才与活力的注入而充满了生机,这与它在其他乐观的时期(1898年和1912年)一样——不断重复着希望—失望—希望的循环——这也算是那些年北京政局的特色。因众多议员皆有反袁之功,重开的国会自然被各方称赞不已,荣耀备至。议员们初次见识到了合作的力量,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公众对共和体制的行政效率满腹狐疑。他们自民元以来便饱受非议,因而在1916年尽力避免被指责为自私自利之徒。他们想出的方法之一便是不再采用党的名义。例如,进步党分组为两个团体: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会;派系林立的国民党联合组成了宪法商榷会。这些名字都给人一种高尚的感觉——大政治家在为国家谋福利。北京的不党主义甚嚣尘上,议员们乐于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有着高尚理想的人,而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客。“团结”成了一个时髦词,每位返回北京的人都认为起草新宪法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因此,为了这重要的几个月,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将基于调和精神和对国家利益的共同认识,在政治舞台上做出积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