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源自地位：学术与政治交融的章太炎和钱玄同

章太炎的学术兴趣和个人风格对他的门生和北京大学的文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大多数的门生敬仰老师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对章太炎而言,做一个学者并不就是说要归隐,事实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知识分子有责任把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抱负相结合。在遇见章太炎时,沈兼士和黄侃正积极地参与革命活动,而黄侃写的反满文章则被章太炎发表在了《民报》上。钱玄同认为章在学问和政治上都是他的导师。钱这样写道:“一九〇六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其时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东京为《民报》主笔,我便到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去谒他。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18) 鲁迅也承认他被章太炎的政治主张所吸引:“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19)

刚出狱的那几年是章最激进的时候。当时东京的中国学生无人不知他在《民报》的先锋地位。章的文章中所透出的信息远非简单的排满,他还要求亲朋门生应持有坚定的道德正义感,以及承诺愿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理智: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120)

其中重要的是,章眼中的革命家应该是“富贵于我如浮云”,大公无私地参与革命事业。这与他理想中的学者形象十分相似。对他来说,不循规蹈矩本身就代表了道德的力量与信念。无论是鼓吹革命还是砥砺学问,他都是一个纯粹主义者。而且他肯定教给了门生如何像做《说文解字》的研究那样,充满激情——甚至有些狂妄自大——地投身到自己的事业(calling)当中去。

章太炎毫不妥协的精神并没有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消退。从1913年秋起,直到1916年夏袁世凯去世,章太炎因批评袁氏而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众弟子在北大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121) 一如当年在东京时看到了先生心系政治的一面,1914到1915年间他们也同样无法忽视这一点。在章被软禁的三年里,只有门生获准可以探视他。马叙伦、黄侃、鲁迅、钱玄同和朱希祖都曾多次探望他。即使是在被监禁的情况下,章也试图向外界表达他的决心。例如,他在1915年告诉钱玄同要“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122) 他甚至更直接地说宁可早死也不与袁世凯妥协。(123)

章太炎坚定的反袁立场与一些文人的竞相拍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他的门生作出了表率。没过多久他的弟子们便得到了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袁世凯为他的称帝计划寻求北大教员的支持。1913至1914年,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不久后他将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被邀请在北大开设关于立宪政体的系列讲座。就在这期间,古德诺的讲稿变成了总统称帝的理论依据。(124) 袁世凯在加紧推进复辟帝制之时,为了拉拢北大教授而授予了其中一些人四等和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胡)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125)

但是北京大学大体上与袁世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主要应归功于太炎门生的不合作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时任文科教授的朱希祖辞去了清史馆职务,“以示与帝制党人决绝”;* (126) 而黄侃则拒领袁世凯的钱,理由是学者有行,非类妓女。 (127) 马叙伦是章门弟子中表达异议最大胆最传奇的一个。马君表示如果袁氏一意孤行,他将不再居留北京,　　

之后他辞去了北大的教职。在他回到杭州之前,学生们作诗以表达他们的钦佩之情。甚为感动的他写了一小段感谢的话,其中充满了儒家哲思:

将遂伏影海隅,静修行履。太学之友,缅惟讲肄之久,欲慰离索之思。既造歌以宠行色,复命术人抚成是图,謦欬暂违,须眉永对……虽仁义末由,敢云矜式;而肝隔相照,幸有同心……塞此乱离,允惟履德,用勉君子……异日有报余以四方高行之士者,余知其必吾党矣。(128)

差不多就在马叙伦离开的同时,校长胡仁源也提交了辞呈。(129) 虽然袁世凯不允其请,但也没能将北大拉拢过来。1916年6月,袁氏去世了。他的死重启了一个议题:如何才能最好地重建一个可行的社会政治秩序与思想规范。而由谁来领导也成了一个问题。

(1)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197页。

(2) 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6—97页。王建辉:《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78—79页。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67页。

(3)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第39、46页。

(4) 鲁迪:《欧洲的大学:1100—1914》,第130页。丹尼尔·法伦:《德国的大学:一个与现代世界冲突的英雄理想》,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联合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1—52页。

(5) 戴维翰:《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977年,第3章。关于泡尔生对中国的影响,参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67—206页。

(6) 蔡元培倡导的“公民道德”显然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页。

(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30—137页。戴维翰:《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第28—30页。

(8) 弗里茨·林格:《德意志文化贵族的衰落:德国学术界,1890—1933》,麻省汉诺威: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6—87页。列文森曾指出他称之为“一个理性化的贵族概念”“Bildung”与“有一种贵族式的自豪感”的晚清文人“非职业化理想”的某种相似性。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7—190页。

(9) 引文来自戈登·克雷格:《德国人,1866—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93页。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董鼐编:《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17页。

(10) 查尔斯·麦克莱兰:《德意志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麻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4—125页。

(11)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第13—14页。

(12) 然而一所也没建成。

(13) 《大学校开学志闻》,《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4号,“纪事”栏。

(14) 周康燮主编:《严复思想旨探》,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297页。

(1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198页。

(1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6页。

(17)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陈琼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51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37—38页。

(18)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27—130页。

(19) 关于严复对袁世凯的支持,参见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14—215、222—223页。关于严复与孙中山关系的破裂,参见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第20—23页。

(20)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3—26页。

(21) 严复《说帖》的详细内容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3—26页。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第20—23页。

(22) 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第22—23页。《严复辞北京大学校长职》(1912年10月7日),《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23) 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第23页。《教育部公布学校征收学费规程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9号,1912年,“法令”栏。

(24) 《分科大学近情》,《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1912年,“记事”栏。

(25)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32—133页。

(26) 时任教育部秘书长的董鸿祎借吸食鸦片一事解聘了严复。但据沈尹默讲,严复去职的根本原因是拒不向教育部交出东清银行的存折。显然,严复靠着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65—166页。

(27)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第472页。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板桥市:蒲公英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28) 章士钊在苏格兰时,曾在革命报纸《帝国日报》上发表多篇关于英国宪法和清末新政的文章。参见贾世杰:《辛亥革命中宪政代替民主》,柯文、谷梅编:《跨文化的理念:史华慈寿庆中国思想论文集》,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东亚研究会,1990年,第229—241页。

(29) 关于章士钊古文大家的美名,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新民国书局,1929年,第61—67页。

(30)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分裂成了很多派,其中一些人另组建了政党。一些人同时参加了多个政党。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8》,邓嗣禹、英格尔斯译,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77页。于子桥:《民国的政党政治》,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64—84页。

(31) 李妙根编选:《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7页。刘桂生:《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37页。

(32) 章士钊之妻吴弱男是吴长庆的孙女(吴长庆曾负袁世凯“教养之责”),故袁世凯视章为自己大家庭的一员。当章拒任官职后,袁邀请其就任北大校长。参见王杰、郭廷军:《义结“无争”两相知——黄兴与章士钊》,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5页。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戴晴编:《梁漱溟、章士钊与毛泽东》,香港:香港达艺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吴弱男曾就读于爱国女子学社,后留学日本,并加入了同盟会。章太炎将她介绍给了章士钊,此后两人于1908年同赴英国。章与吴后离婚。参见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33) 《京师大学之风潮》,《教育杂志》第4卷第8号,1912年,“记事”栏。《大学校风潮之日烈》,《大公报》1912年10月9日,“北京”栏。《大学风潮》,《民立报》1913年6月6日。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3—434页。

(34) 参见《严复辞北京大学校校长职》(1912年10月21日),《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35) 王世儒:《没有到任的校长——章士钊》,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9页。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第110页。

(36) 《京师大学校长辞职》,《教育杂志》第4卷第9号,1912年,“记事”栏。

(37) 《马良就北京大学校长职》(1912年10月21日),《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38)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第407页。

(39)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1998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1—42页。

(40)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第43—44页。

(41)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第44—45页。

(42) 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校风潮,参见1912年到1913年间的《教育杂志》“记事”栏目,尤其是第4卷第3号、第4卷第8号、第4卷第11号和第5卷第4号。

(43)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6页。

(44) 何燏时是1898年八名官费留日的浙江学生之一。他在日本长达八年,1902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获工学士学位,属于首批获得日本大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何荣穆、唐士毅:《北京大学前校长何燮侯先生传略》,《人物》1985年第6期。

(45) 安德森:《中国民主的开端》(1911年),路德·安德森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藏,第36组第1盒第7包。

(46) 安德森:《中华民国的官员》(1912年5月14日),路德·安德森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藏,第36组第1盒第7包。

(47) 安德森:《中国的第一个独立日》(1912年10月14日),路德·安德森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藏,第36组第1盒第7包。

(48) 李妙根编选:《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第88—90页。

(49) 《教育部通知各校学生,不得兼任行政官及其他职官》(1913年1月16日);《大学校布告未到校被除名之学生》(1913年1月15日),《史料稿》,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50) 《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1913年5月27—28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51) 胡仁源,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先后入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学习。留学英国获工程硕士学位,之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夏元瑮,杭州人,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1912年任教于北大。

(52) 董鸿袆对那些学生运动并不陌生。在1902年冬,留学日本的他参与了反满活动,并帮助建立了服膺“破坏主义”的青年会。此会后来颇有影响。关于开除八名学生的决定,参见《大学风潮》,《民立报》1913年6月4日。

(53) 《大学校风潮》,《民立报》1913年6月5日。

(54) 参见《大学校风潮》,《民立报》1913年6月5日。《大学校风潮记》,《民立报》1913年6月9日。《北京大学预科之风潮》,《中华教育界》1913年6月号,第41—43页。

(55) 《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57页。

(56) 参见《大学校风潮》,《民立报》1913年6月6日。《大学校风潮记》,《民立报》1913年6月9、13日。针对大学校出现的风潮,参议院议员提出了质问。参见《参议院质问书》,《民立报》1913年6月20日。《大学校学生驳政府答复参议院质问书通告》,《民立报》7月3—4日。

(57) 《大学校风潮记》,《民立报》1913年6月9日。

(58) 参见《大学校奉部令解散预科学生》,《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1913年6月6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59) 《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1913年7月1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60)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47页。(www.xing528.com)

(61) 教育部出台这一合并计划主要是出于节省教育经费的考虑,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41页。《国立大学合并问题》,《中华教育界》,1913年12月号“琐记”栏,第87—88页。

(62) 何燏时写给袁世凯的信载于《中华教育界》,1913年11月“记事”栏,第75—76页。

(63) 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1913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64) “欧会”的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曾任国民党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其间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和经济。该会书记为章士钊。其他成员还包括“黄派军人”李烈钧和陈炯明,以及反对武力讨袁的前国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和彭允彝等。陈独秀和张东荪也加入了“欧会”。而当时远在欧洲的蔡元培、汪精卫、张继和吴稚晖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成员名单中。参见朱建华:《中国近代政党史》,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5页。蒋永敬:《欧事研究会的由来和活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0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3—326页。王杰、郭廷军:《义结“无争”两相知——黄兴与章士钊》,第157页。李希泌:《终生不渝的信从者——黄克强先生与先父李根源》,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65) 蒋永敬:《欧事研究会的由来和活动》,第312—314页。

(66) 《甲寅》俗称“老虎报”,因其1914年创刊时为虎年。黄兴为该刊提供了大笔的资助,使其很快成为了“欧会”的机关报以及黄兴个人的“喉舌”。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5页。王杰、郭廷军:《义结“无争”两相知——黄兴与章士钊》,第157页。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67)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68) 《甲寅》自1914年5月创刊,至1915年10月被禁停刊,其间从1914年11月到1915年5月停刊六个月。前五号出版于东京。此后,虽然章士钊仍留在东京,但将出版发行事宜委托给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69)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台北,1986年6月,第186页。贾世杰:《辛亥革命中宪政代替民主》,第245页。贾世杰:《从公民社会到党派政府:晚清公民角色的范式》,傅佛果、沙培德编:《想象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观念,1890—1920》,纽约州阿蒙克:M. E Sharpe,1997年,第154—158页。

(70) 魏定熙:《新文化团体的形成与定位,1913—1917》,《现代中国》第14卷第3期,1998年,第255—284页。

(71)岳升阳:《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新青年>的先声<甲寅>月刊》,刘桂生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72)原文误作Huang Yuanyong。——译者注。

(73)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9页。王杰、郭廷军:《义结“无争”两相知——黄兴与章士钊》,第157页。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第186页。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80页。

(74)1915年9月,章士钊发表《帝政驳论》,尖锐批评袁世凯汲汲于称帝。袁氏遂通缉章士钊,并禁止邮局邮寄《甲寅》。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9页。

(75)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9—30、32页。

(76) 沈艾娣:《中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77) 然而,19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北大的经费仍严重不足,实际上自1911年起是在减少的。北大的预算之所以会在民初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更多资金,而是因为北大在大量扩招的同时开始要求学生缴纳学费和入学考试费。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43页。《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报部)》,《教育公报》1915年第2年9期,第5—32页。

(78)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42页。

(79) 一份1914年的学生名单显示,北大本科招收了376人,预科招收了534人。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民国三年同学录》,1914年。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47—48页。《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报部)》,《教育公报》1915年第2年9期,第5—32页。

(80) 然而,预科学生中来自沿海省份的学生比例则小得多——534人中只有189人。这些数据统计自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民国三年同学录》,1914年。

(81)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82) 欧阳哲生:《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42页。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报部)》,《教育公报》1915年第2年9期,第16页。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38页。

(8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36—37页。

(84)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第125页。

(85) 文科103人,工科78人,格致科只有30人。同样地,在1917年,法科录取了841人,文科418人,格致科422人。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民国三年同学录》,1914年。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1册,第232页。

(86) 《北京大学之校长问题》,《民立报》1912年12月12日。由于很少有学生愿意报考文科,所以北大决定破格允许那些尚未从预科毕业的学生报考大学文科。参见耿申等编:《北京近代教育纪事》,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0页。然而当报考人数剧增后,入学门槛又变高了。冯友兰:《北大怀旧记》,董鼐编:《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142页。

(87) 冯友兰:《北大怀旧记》,第142页。

(88) 《北京大学校之沿革》,《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4号,第156—158页。

(89) 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90) 预科教员薪俸为每月140到240元不等。大学专任教员服务五年以上并支最高级之薪俸确有成绩者,得给全年津贴600元;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及大学预科之专任教员服务至五年以上并支最高级之薪俸确有成绩者,得给全年津贴400元。大学校校长月薪400元、学长300元;大学预科学长300元。参见《教育部公布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教育杂志》1914年第6卷第5号,“法令”栏,第9—11页。

(91) 富家子弟逛窑子的事情在当时很常见,参见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第125页。时人另有“探艳团”、“捧坤角”等贬损北大的称呼,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7—128页。

(92)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93) 《北京两学堂之怪状》,《时报》,1915年4月3日。

(94)《大学校拟成整顿大学校计划书》(1914年9月8日),《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95)据《昆山县志》载,徐崇钦在耶鲁大学获得的是经济学硕士学位而非法律和政治学硕士学位。参见昆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山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89页。——译者注。

(96)外国人占大学预科教员总数的20%。参见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民国三年同学录》,1914年。

(97)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67页。杨亮功:《五年北大读书生活》,董鼐编:《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268页。杨亮功:《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及与北大、中公的两件事》,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茅盾:《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第208页。

(98)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3页。

(99) 茅盾:《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第209页。陈顾远:《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与影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100) 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欧阳哲生:《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40页。徐崇钦:《八年回想》,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101) 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第261页。

(102) 顾颉刚:《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5—219页。

(103) 《北京两学堂之怪状》,《时报》,1915年4月3日。顾颉刚:《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第215—219页。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第193—195页。

(104) 旨在保存汉文化(反满)的“国粹运动”与革命事业紧密相关,参见施耐德:《国粹与新知识阶层》,傅乐诗编:《改革之局限:关于民初的保守变通之道论文集》,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傅乐诗:《特立独行之哲人:章炳麟之内在世界》,傅乐诗编:《改革之局限:关于民初的保守变通之道论文集》,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章炳麟的很多学生在东京期间便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们中有钱玄同、周作人、鲁迅和朱希祖。参见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40—142页。桐城派感受到了这一来自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威胁,参见孔庆茂:《林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69—173页。

(105)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48页。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106)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第121—122页。

(107) 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48页。

(108)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52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423页。

(109)据沈尹默自述,他本非太炎门生,只因其弟沈兼士为章门弟子,才被人误认为同样于章门受业。见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64页。——译者注。

(110)胡志德:《从写作到文学:晚清散文理论的发展》,《哈佛亚洲研究》第47卷第1期,1987年,第252、254页。

(111) 孔庆茂:《林纾传》,第171页。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第123页。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第8—9页。

(112) 林纾、马其昶和姚永概后入段祺瑞高参徐树铮在北京所办之正则学校。参见王镇远:《桐城派》,台北:群玉堂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156页。

(113) 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第259页。顾颉刚的原话是:“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章太炎——译者注)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参见顾颉刚:《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第219—222页。茅盾:《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第209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0页。

(114) 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第259页。沈永宝:《钱玄同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3页。周作人:《北大感旧录》,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99页。

(115) 沈尹默:《我和北大》,第167页。沈永宝:《钱玄同印象》,第39—40页。

(116) 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17) 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18) 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第7页。章太炎因“苏报案”而身陷囹圄三年。

(119) 钱理群:《周作人论》,第277页。

(120)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和儒学》,傅佛果译,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30页。

(121) 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后便不再支持袁世凯。

(122)此处史实有误,此为陆象山语,据魏建功回忆:“先生(钱玄同)在太炎先生最后到北平的一次,要请太炎先生替他写《陆象山语录》里四句话,而太炎先生竟以为太激烈,没有肯写。”参见沈永宝:《钱玄同印象》,第99页。——译者注。

(123)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96—1936》,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114页。钱理群:《周作人论》,第279页。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第92页。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46页。

(124)古德诺:《立宪政府原则》,纽约:哈伯兄弟公司,1916年,第1页。杨格:《大总统袁世凯:民初的自由主义与独裁政治》,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6章。

(125)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43页。安德森:《致<芝加哥每日新闻>外事部执行编辑查尔斯·H.丹尼斯的信》,1912年2月19日,路德·安德森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藏,第36组第1盒第7包。

(126) 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3页。——译者注。

(127)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1册,第446页。杨亮功:《五年北大读书生活》,第275—276页。查杨亮功原文,黄侃拒收的是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奖章,因证书费为二十饼金,故黄侃戏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译者注。

(128)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扉页。

(129) 《国立北京大学志初稿》第三卷,1915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