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籍学者在北大崛起，成为学术新霸主

然而,北大的管理人员如胡仁源和徐崇钦等的确施行了重要的改革。他们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重视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这一时期最根本的转变却是出现在一些本科教员之中。他们专攻中国传统学术,如哲学、历史和文学。自1913至1915年,朴学大师章太炎最优秀的年轻门生陆续被聘为北大教授。他们的地位因其对西方思想的熟稔而进一步提高。但他们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复兴“国粹”。对于章太炎来说,对国粹的正本清源将使得关于先秦诸子哲学以及魏晋玄学和佛学的研究获得极大的解放和认可。(104)

耐人寻味的是,聘用章门弟子执教文科的是三名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海归”浙江人:何燏时、胡仁源和夏元瑮。从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自1902年吴汝纶被任命为总教习起,大学文科就由桐城派所把持。辛亥革命后,由于第一任校长严复提名吴汝纶门生姚永概为北大文科学长,这一局面得以保持。自1912年至1913年末,姚都是文科中最重量级的人物。而与桐城派有密切联系的林纾此时是北大的另一位大家。姚永概的哥哥姚永朴也在北大教书。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诗评家陈衍,虽然不满于桐城文派,对林纾更是多有讥评,但他是宋诗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而且与大学的守旧派相熟稔。(105) 章太炎则猛烈地抨击桐城派和林译小说。章及其门徒均支持革命。如果不是何燏时等人不偏袒桐城派,那么像章炳麟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在北大占有一席之地呢?

章黄学派涌入北大始于何燏时任内。何燏时对同是浙江老乡的章太炎相当仰慕,而且也正在为大学寻觅添聘浙江籍教员。(106) 当时除了学术门派以外,浙江派在重塑北大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4年夏,胡仁源提名夏锡祺接替姚永概(姚于1913年11月退休)为文科学长。正是从那时起,桐城派由盛转衰,章门弟子则作为新的学术势力在北大崛起。(107) 夏锡祺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系,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学校校长。如此一来,由何燏时、胡仁源、夏元瑮、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新成立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与夏锡祺一道成为了当时主导北京学术圈的浙籍学者。他们为同是浙江人且留学日本的章门弟子在北京提供了第一份学术志业。为了寻找机会,太炎门生马幼渔、朱希祖、徐寿裳和沈尹默在1913年2月参加完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后继续留在了北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几人和沈尹默的弟弟沈兼士、钱玄同以及太炎最得意的弟子黄侃(湖北蕲春人)陆续被聘为了北大教员。朱希祖浙江口音极重以至于很多北方同学都听不懂他的话。朱在1914年邀请同门的周作人来北大任教,但被周谢绝了。(108) 此时被聘为教员的哲学家马叙伦,与章太炎和汤尔和皆为至交,同样坐拥皋比的还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家陈大齐和先后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陶孟和。陈、陶都是浙江人,但均非太炎门生。

沈尹默是太炎门生中第一个被聘为北大教员的。(109) 1913年冬,在他抵达北大的第二天,胡仁源就告诉他理科学长夏元瑮已经和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110) 胡仁源的话清楚地表明了桐城派与太炎门生间的斗争已拉开大幕。前者反对革命,笃信儒家经典的万世不易;后者则支持革命,拒绝承认经典是神圣的。章门的门风如哲学般谨严。他们对各种文体和中国的文化遗产都保持着开放的胸襟。这些都使他们能见桐城所未见,发桐城所未发。③在日本接受了“近代西学”的他们,自视为知识界的先锋,认为尽管经典在国学中自有其重要之地位,但并非万世不易、放诸四海而皆准。

另一方面,姚氏兄弟和林纾等人担心,只教年轻人汉学会使他们丧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感觉。林纾便给学生讲小说,讲武侠故事。他承认桐城散文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了,但仍坚持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值得被学习,并且指出西方的学者依旧学习拉丁文,而日本人也依旧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人们都说,桐城派的学者在给学生授课时流露出了对中国文学深沉的爱,但是他们并没能像太炎门生那样将之置于一个严谨的现代分析框架之中。(111) 意料之中的是,当太炎门生成功地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并史无前地确立了自己崇尚严谨的学术声誉之后,桐城派的教员们变得非常不安。到1915年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离开了北大。(112) (www.xing528.com)

优秀的学生如傅斯年、毛子水、陶希圣、顾颉刚和冯友兰等都很尊敬章太炎和其他的新教授。顾颉刚回忆说,1913年冬天聆听章的讲学使本来对学术缺乏兴趣的他猛醒过来。(113) 在章的门生中,黄侃作为一个学者尤其受人尊敬,虽然他比其他人更加高傲自负。他在学生面前就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过某些人的著作——尤其是钱玄同的。由此可见,太炎门生的内部由于互相竞争而分裂了。例如,黄侃比其他人更像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以至于被章门学生戏称为“八部书外皆狗屁”。(114)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同学相轻,但他们仍设法令学生感受到了在知识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乐趣。再加上他们都很年轻(大多只有三十多岁),而且熟稔西式教育,他们和学生的相处非常轻松愉快。例如,令沈尹默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是,一位老先生几十年来都将讲义和参考书通通保密,因为他一直担心公开讲义之后,学生就不再需要他讲了。章门弟子不仅无意垄断知识,而且对学生也甚少门户之见。钱玄同不仅鼓励学生多向其他老师请教,还和相熟的学生称兄道弟。这一受人欢迎的改变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学生魏建功。(115)

与他们的桐城派前辈一样,章太炎的门生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感。这种意识是在他们1908至1909年间师从章太炎时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某些情况下,门生之间的联系要比与导师章太炎的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他们又都来自浙江,这无疑增强了他们的团结意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弟子们的友谊应主要归功于章太炎讲业时的温馨亲密的氛围;另一方面章本人的不拘小节、开放包容也影响了弟子们的授课风格。徐寿裳后来这样回忆章在东京的课堂:

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逷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16)

回忆起同样的场景,周作人写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周作人回忆说章先生对待学生如同门生一样,令人感觉有尊严:“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