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京大学的延续与变革：权利源自地位

袁世凯最不可一世的时候,也正是国内外知识分子竭力推动新思潮的时候,然而北京却大底沉闷压抑。辛亥革命所开启的重大政治变革已接近停顿;在1914年的北京,近一半的男子没有剪辫,而在市中心——前清的旗人区域,也就是北京大学旧址那一带——这一比例则超过了90%。(76) 在北大,1913年的预科生风潮已渐趋于无。实际上这恰好为下一任校长胡仁源——前任预科学长——提供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来建设北大。从1913年7月到1916年7月,北大的年预算由300万元出头增长到了近450万元。(77) 学生数量也迅速增加,从1913年春到1914年秋几乎翻倍。(78) 到1914年末,北大本预科共录取学生大约900名,两年后则超过了1500名。每年北大的报录比是四或五比一,也就是说倘若北大能提供更多的宿舍,那么录取的学生将会更多。(79) 录取的学生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安排他们几个人挤一间宿舍;用床单隔开彼此,仅留下一点私密的空间。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学生无宿舍可住,因而不得不租住在学校周围。如同1911年前的北大人一样,在1913年至1914年间北大录取的大多数学生来自于沿海省份。在1914年秋录取的423名本科生中,有213人来自南方的四个省份:广东(78)、浙江(71)、江苏(44)和福建(20)。如果再加上北方的山东(43)和直隶(37),那么有近70%的学生来自沿海。(80)

与清末一样,民初的北大学生多是官宦子弟。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他的同学大多是官僚或大地主家的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81) 他的一位文科同学每天坐着自用人力车(洋车)去上学。这人力车上还配有两个铃和六个电灯。与这样的人相比,顾颉刚可能觉得自己很穷。但是来自书香门第的他,在求学期间有足够的零花钱可以定期去看戏。来自中下层的傅斯年同样可以经常下馆子,并且每周去北大附近的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据另一位北大校友陶希圣回忆,那时的北京物价很低廉,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一百五十块就足够了。本、预科每年的学费分别是二十块和三十块钱,住宿费是每月一块钱。当时在北京每年有一百块钱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顾颉刚每年生活费高达二三百,相比之下,他一点都不穷。实际上,送孩子上北大对于真正的穷苦人家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事。(82)

在民国初年,北大这所最高学府不仅以达官显贵的子弟为主,而且也继承了晚清以来的追名逐利之风。蔡元培就曾不满地说,学生们最想的是做官,“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83) 顾颉刚对同学们热衷名利的描述与蔡元培一致。他写道:

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84)

学生通过“结十兄弟”彼此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关系,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保策略。大学中最热门的是法科,因为学生一入此科便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政府的大门。在1914年末正式注册的423名本科生中,法科学生占到了213人——等于其他各科新生总和。(85) 当然,学生们选择读法科(除了法律,他们还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一定表示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但在谋取一官半职的同时还想要专心学术是不大现实的。(86)

1915年,当冯友兰告诉主管入学考试的人说他想读文科时,招来的却是对方一脸的不相信。那位考官问他既然已获得北大的预科文凭,而且读法科也更有利于仕途,那为什么不选法科。当冯友兰坚持自己的初衷时,主持报考的职员建议他“先报考法科。如果取了以后,仍愿入文科,可以请转科”,因为“从法科转文科是一定可以准底。从文科转法科,那就非常底困难了”。冯友兰接受了这一策略,报考法科。(87) 他最终还是设法转入了文科哲学门。但是在袁世凯时期像冯友兰这样笃志学术的学生毕竟还是少数。当然也确有以学术为荣的教员,但多数还是愿意等官缺。一旦有官可做,他们就欣然抛弃教职。(88)

当官对于教员而言,可能毫不陌生,因为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享受特权待遇。沈尹默回忆说:“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89) 专任教员工资很高(大学教员每月180到280银元),而且他们惯于宴请和赌博。(90) 不仅如此,逛妓院的教员和学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八大胡同”(北京南墙外的“红灯区”)的妓女戏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为她们提供了最多的客人。(91) (www.xing528.com)

学生们在学校外虚掷光阴,“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了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92) 他们对那些学校的差役厨夫也不友善。比如在1915年春,《时报》报道说,学生们因对伙食不满便朝食堂厨师扔盘子并肆意谩骂;学生们一度数月拒付伙食费,因此厨师们不得不恳请北大官方出面整顿。更令记者吃惊的是,当北大劝导学生们还账时,竟被控告“干涉吃饭之权”。(93)

校长胡仁源意识到,与其说北大是一所现代高等学府,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衙门。1914年秋,他倡导了一系列改革,如添聘教员以教授更多的学生,对作文和考试严加要求,整顿图书馆,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和订定操行考察规则及惩戒规则等。与他的前任一样,胡仁源也谈及尊重学术研究的必要,以及大学与民族荣耀间的关系。他说,“欧洲数百年来阐发新理立说制器以转移天下者,类皆出于大学教授之中,故大学之发达与否,于国家之盛衰强弱有极大之关系。欧美各邦均以教育为最高尚之职业,而大学教授尤为社会推重”,但是“我国则不然,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优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94) 为了建设一流的师资,胡仁源建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派教师轮流到欧美进修,以便他们能紧跟学术潮流。

胡仁源与预科学长、耶鲁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硕士徐崇钦确实尝试了很多方法来西化北大。(95) 他们添聘了新的外籍教员,并确保大多数中国教员是留洋回来的。1914年末,53名大学校教员中有10名外国人,29名“海归”;38名大学预科教员中有7名外教,21名“海归”。(96) 这么多的外国人和“海归”,加上徐崇钦对外语那么重视,大学校和大学预科弥漫着一股殖民气息。教员休息室中和教务会议上所使用的语言一般是英语或德语。那些不懂外语的教员则会有种被孤立的感觉。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沈尹默是少数顶着压力不说英语和德语的教师之一。他诙谐而略带讽刺地回忆道,有一次徐崇钦随口说出“我们的西国……”。教授经学和历史的陈汉章曾对他的学生沈雁冰(茅盾)说,有必要“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97)

鉴于有如此多的预科教员用英语授课并且布置大量的外文阅读作业,那么有人为此而气恼也就不足奇了。正如叶文心所述,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由于高等院校中学生的年度预算大多用于购买进口书籍,“以至于这些费用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向西方‘朝贡’的一种形式”。(98) 而且,学生们也一定会对外语授课感到力不从心。1915年考入大学预科的杨亮功回忆说,一个英国人在教他们西方历史和演讲术时,要求他们不仅要记住整篇演讲稿而且在演讲过程中要配合以恰当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另一名学生陈顾远讲过自己与洋人老师打交道的困难。然而,有时候学生更希望老师讲英语:茅盾回忆说,他们在学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劫后英雄传》(Ivanhoe)时,外籍老师坚持用蹩脚的北京话来讲,结果同学们都听不懂,只得要求老师再用英语讲一遍。(99)

杨亮功抱怨他的课程很难,但同时也表示正是大学预科期间的严格教育为他的本科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预科学长徐崇钦以其高标准的要求而自豪。他自己出钱买金牌来奖励最品学兼优的学生(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是傅斯年)。徐氏也是第一个鼓励学生参与以学术为导向的课余活动的学校行政人员之一。比如说他支持群乐会、新剧团和演讲团,还有在他的督导下,学生们(以傅斯年为首)创办了《劝学季刊》,刊名由严复题写。《劝学》的大多数文章是用外文所写。据陶希圣说,那个年代的预科生看见本科同学是那样的自由散漫,不知不觉地看不起本科,而以预科的严格自傲。有的(大学)学生水烟袋不离嘴,逛妓院跑断了腿,给小报写写他们最喜欢的名角儿;而年轻的(预科)学生们则沉浸在那些有西学背景的改革家们所倡导的更富有纪律精神的学习之中。在1910年代,两种学生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100)

但是大学预科生的生活也不全是学习。陶希圣在对那些优游的本科生表示不屑的同时,也和他的预科同学一起逛东安市场。(101) 学生们身着长衫,结成小伙,悠然漫步在东安市场的小摊贩之间,抑或去最喜欢的茶室下棋。他们每次出去都玩好几个小时。自称为“戏迷”的顾颉刚在读大学预科时就常常留意那些贴在“东安门外”广告牌上的各戏园的戏报,每日选定应看的戏后便下午去看,“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102) 实际上,京剧在预科生中是如此流行,他们甚至结成了票友俱乐部,经常熬夜交流最新剧目的观戏感受,并唱上几段最喜欢的段子。(103) 换句话说,即使是那些努力学习外语和“现代”纪律的学生,其实也是一只脚踏在北京的传统文化之中不能自拔。现代与传统两种思维观念是共存的,决非简单的前者取代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