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权利源自地位

1913年夏,袁世凯残酷而迅速地镇压了“二次革命”。比起辛亥革命时期,此时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北京会成为民主改革的中心。这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对于国民党及其他倾向共和的政党而言都具有转折意义。国民党内有人指责“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是组织的失败,应设法加强党的组织结构,为“第三次革命”做准备。另一些人则看到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更加本质的东西,即袁世凯之所以有能力轻易地废除年轻的共和国,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基本的民主精神。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便是来自于持第二种观点的群体,他们希望走一条较为温和的思想路线。

成功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政府便大开杀戒。那些设法逃过此劫的人都不得不选择了亡命天涯。1913至1914年间,流亡人数激增。大部分逃亡的人是那些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国会议员。当袁氏在首都建立了体系森严且残酷无情的特务网后,他们感到处境危险而不得不逃。寓居在上海和东京(流亡人士尤其多)之后,他们被迫反思自己现在为什么在中国政局中被边缘化了,以及辛亥革命缘何未能带来一个稳定的宪政共和国。几乎没过多久,他们便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激进派追随孙中山和他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温和派则更倾向于“欧事研究会”(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以讨论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为名进行活动)。欧事研究会组织松散(没有官方的领袖),成员包括背景各异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有些人既是欧事研究会成员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他们大部分人在东京,也有人住在更远的地方,比如黄兴——该组织中声望最高的人物之一——1914年时正在美国。(64)

欧事研究会试图通过和平的教育方式重新唤起大众对宪法程序的尊重。其成员主张渐进式改革,自谓“缓和的改进主义”,以此博取人心。为此,该会一直与泰东图书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泰东图书局从事于翻译各种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并且是上海的温和派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总经理欧阳振声和总编辑谷钟秀两人均是“欧会”成员。1914年1月他们又在上海创办了《正谊》杂志,鼓吹议会政治和推倒袁系政府。(65) 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此时正在巴黎,他们与“欧会”的联系是松散的,但也参与新闻出版工作——尽管该期刊更关注教育而非政治。然而,最能代表“欧会”温和立场的是章士钊于1914年5月在东京创立的月刊《甲寅》。(66)

萧邦奇(R.Keith Schoppa)在他那本研究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社会与文化动力的书中说,“把社会看作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67) 正是章士钊的《甲寅》让那些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健将们最早汇合在了一起。它吸收了现有的关系网络,并努力使它的“成员”更紧密地合作,尤其是在思想上。虽然《甲寅》寿命很短,但它可以说是上自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出版(1902—1907),下至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风靡全国这一时段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刊物。(68) 时人认为章士钊笔锋犀利堪比梁启超,甚至梁本人关于宪政及其他政治议题的观点都受到了章的影响。(69)

我之前曾写过关于《甲寅》对知识界的贡献方面的文章,因此这里只简单地概述一下。(70) 这本杂志的撰稿人努力想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潜在的文化价值观与信仰是如何左右政治的。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左右两派的政客都缺少建立有效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民主精神。并且他们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认可调和(妥协)这一政治理念。《甲寅》杂志也很倡导西方自由主义,其中最根本的是重新审视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它认为当前需要的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和一套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政府之下,不同党派之间可以互相包容,允许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政府权力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制约,不得肆意侵犯国民的私生活。(71) 另外,《甲寅》还呼吁国民对自己的政治责任应该更加“自觉”,这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www.xing528.com)

面对整个国家急不可耐地走向反动,当时的知识精英不仅感到极为失望,同时也并不看好暴力革命能扭转这一进程,而《甲寅》则给他们重新指明了方向。虽然能读懂《甲寅》的古文的人并不多,但他们大都深受《甲寅》的影响。出版商汪孟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时候亚东地方很小,(《甲寅》杂志的)广告刊出,来买的人挤满客堂间,一面又忙着去寄邮包,有小包的,有一卷一卷的。”著名的政论记者黄远生(72) 对章士钊称赞有加,称其为“一大改革家”,因为在中国众多的政论者中,章是唯一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人。据思想史家常乃悳说,当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极端悲观苦闷之时,章士钊的文章“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常乃悳认为《甲寅》是“一付救时良药”,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73)

1915年末,在被袁世凯宣布通缉后没多久,章士钊便停办了《甲寅》,投身于组织护国军的工作中去。(74) 章回国后,任两广都司令岑春煊的军务院秘书长。岑春煊也是“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在“二次革命”中,身为“大元帅”的他,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陈独秀是协助章办理《甲寅》的主要助手之一,他比章提前几个月回到了上海。陈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刊物《青年杂志》来唤醒一批新的支持者。

虽然章士钊、高一涵和《甲寅》的其他作者钟爱的是正规学院风,但是陈独秀喜欢的却是在《青年杂志》中写他那充满激情的议论文。不过,《青年杂志》对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直接影响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尽管后来它变得远比《甲寅》更有影响,但眼下还只是个小刊物,每期不到一千本的发行量使它的影响力只能辐射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据负责《甲寅》和《青年杂志》出版发行的汪孟邹回忆,甚至到1916年9月当陈独秀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它的知名度依然不如《甲寅》。(75)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先理清楚《青年杂志》与《甲寅》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就无从理解前者的创办缘起。《青年杂志》早期的作者几乎全是从《甲寅》转移过来的。两本刊物的作者群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堪称新文化运动的“点将录”。其中有易白沙、李大钊、胡适、杨昌济、程演生、吴虞、吴稚晖、苏曼殊、谢无量和刘文典。因此,《青年杂志》与《甲寅》在刊物主题方面也有相当的一致性。后者所揭橥的自由理念(尤其提倡个人权利而非国家权力,以及相信国民需要更多的“自觉”)同样是前者的题中之义。陈独秀的刊物比章士钊的更关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甲寅》对共和原则和“政治精神”的明晰讨论则为文化主题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