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不稳声望知识分子提供解决方案

教育部与严复的不和已非一日,并一度提议让蔡元培取代严复。(26) 但袁世凯拒绝了这一建议。据曾在教育部工作的蒋维乔说,袁世凯意识到蔡很有可能会利用大学来挑战他统治的合法性。为了打发走蔡元培,袁下令给教育部拨款,以使蔡可以回德国继续他的学业。(27) 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所具有的政治能量不言而喻,这也使得捡选新校长需要慎之又慎。袁世凯认为,新校长应当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应当支持总统,或者至少不应对总统构成任何威胁。

最终,袁世凯选择了31岁的章士钊。章士钊一度是一个革命分子,但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逐渐趋于温和。他早年曾就读于蔡元培的爱国学社,并曾任《苏报》的总编,随后又参与暗杀团活动。尽管如此,当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章拒绝加入,希望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1905年之后,流亡东京的他醉心于学习西学。从1908年到1911年,他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学和逻辑学。他深深地迷上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英国的两党制。(28)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邀请他回国加入新政府。他虽然仍拒绝加入同盟会,但确实回到了上海,并在黄兴的支持下,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其间,他凭借其逻辑谨严的政论文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也成就了他自己。(29)

然而,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的立场常与同盟会相左。例如在1912年7月,他竟然呼吁解散包括同盟会在内的中国所有政党,理由是当前党派林立,而无一有统一之纲领(此即著名的“毁党造党论”——译者)。(30)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党人纷纷而起,质问为何本会机关报会由一个党外人员主持。面对这样的批评,章辞去了《民立报》的职务,转而办起了《独立周报》,继续宣传自由理念。章士钊在《独立周报发端》中,为了敲打国民党(同盟会于1912年8月更名为国民党),不厌其烦地说《独立周报》的政治立场——与《民立报》不同——力求“不偏不倚”。(31) 从中,袁世凯嗅到了一个拉拢名士打击异己的好机会。他提出请章出任北大校长,以便利用两人间的私谊而从中渔利。(32)

很多北大学生其实很欢迎章士钊,但是文科和预科少数学生倡言反对严复的去职,并以罢课相威胁。由是,学生分为两派,“竞争激烈”,甚至一度爆发肢体冲突。从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还很难判断为什么冲突会变得如此激烈,虽然严复确实因维护人文学科的地位而获得了一些人的力挺。此外,《民立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严复之所以在文科预科学生中大受欢迎,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大学应该独立于政府。尽管我尚未找到这一说法的根据,但是确有几处史料间接涉及此事,并且很明显的是,对于那些1911年前入学的学生而言,革命打乱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计划,而革命后的政府也未能像过去那样重视北大,因而他们感到愤怒也是很自然的。(33)

眼看局势正在失控,教育部隐瞒了严复去职的真正原因,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学生们服从上面的决定:

查大学校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大学学生一举一动俱当循守礼法,示以楷模。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本部对于该校维持整顿具有苦衷,凡我诸生当能共谅。严校长学问资望世所钦佩,诸生亲炙已久,依恋之切自属恒情。惟闻有聚众争论几主用武情事,同学之间颇伤感情。自经此次训诫之后,务各恪守校规致力学业;更宜互释前嫌,相为亲爱,毋贻局外讥评之口实,养成校中高尚之学风。(34)

然而这样的警告毫无效力,北大的学生风潮仍有愈演愈烈之势。或许是感到无从管理,并且无疑明白袁世凯不过是把自己当做与国民党竞争的一个棋子,章士钊以上海方面事务繁忙、难于脱身为由“迟不赴任”。虽然只是北大的名誉校长,但章士钊却颇引为自豪,甚或一再宣扬,以期引起他人重视。(35)

既然章士钊短期内不会接任校长一职,接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便呈请大总统任命马相伯为代理校长。马君名重一时,具有国际视野。他11岁离家赴上海,入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Le College St. Ignace,后改名徐汇公学——译者)读书,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授神甫职,成为耶稣会教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后来他留心于西方科技,曾担任多位晚清重臣的幕僚。1881年他进入李鸿章幕府,次年奉派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1884年参与洋务活动,曾替李赴美借款以开设银行,未果。接着又前往意大利罗马,并去罗马教廷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1902年他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1905年与严复共同创立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当闻知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后,马相伯专门面谒袁世凯力辞。他说自己“年就衰日恐不足为后进表率”,“且该校气习嚣张,断非己之才力所能胜任”。但是袁世凯“不允其请”,再四慰留。最终马氏只得应允。(36)

在就职演说中,马相伯表示对于北大数月以来的骚动绝不能容忍。他的发言表明最近风潮的发生并不全源于崇高的理想,也是由于大部分学生仍囿于过去京师大学堂内的权势地位之争:

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37)

马相伯所讲的这些,在民初的知识界渐成共识。一周后,马氏邀梁启超莅校演讲,或许便是希望这位学界巨子能将学生们导入与健康的民主社会相协调的轨道上来。(www.xing528.com)

几乎所有师生(有人提议梁启超为校长)都参加了梁启超的演说。(38) 这位德高望重的演讲者先是细细讲述了大约15年前京师大学堂成立时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接着解释道,一所良好的大学关乎一国之康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39) 梁启超批评了帝制时期“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并指出在旧制度下学生把学问看作一种工具而非为学的目的,这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他告诉学生们,学术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再者,由于他们都是首都国立大学的学生,因而有责任为全国的学生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与蔡元培、严复和马相伯一样,梁启超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大学和知识分子在一国之生命中有着特别的作用。

但是梁启超也同时指出当前的新秩序仍十分脆弱,想要避免混乱的发生,就必须对自由加以限制。他说:“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他认为每个国民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士兵和学生应除外,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大局利益负有责任。“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梁启超告诉学生们,民主实际上比独裁更需要规则。他还表达了对年轻人盲目推崇自由的担忧。“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梁启超继续说道:“固不若专制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40)

这种认为读书人应当道德高尚的思想并不新鲜。1912年,梁启超在援引孔子的话提倡自我牺牲时就显得极其自然:

孔子有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绔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41)

梁启超所持的研究与道德并重的观点,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便有类似的表述,而当四年之后蔡元培执掌北大,更是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然而,在民国元年这些知识界的领袖尚无力掌控局势。在全国范围内,面对如走马灯般上演的政治闹剧,学生们不可能没觉察到社会将发生更大的动荡,自然反叛之心愈炽。他们不断试探着刚刚获得的权力的底线。罢课、对抗老师以及校内纷争扰乱了各处的校园生活。冲突常起于学生对学校官僚式的命令口吻不满,结果则是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亢奋情绪。(42)

马相伯任代理校长两个月后,外界指其“盗卖校产”破坏北大。与严复一样,马君也面临着经费无着的窘境。他旋以学校地产作押,向比国银行借款四十万元法郎。学生们获悉后群集马相伯寓所质问。(43) 年迈的马相伯受够了这些,于1912年12月27日递交了辞呈。眼见局势已坏,要扭转事态已无可能,章士钊也在此时正式辞去了校长职务(过去3个多月来,马相伯一直以章士钊的名义在大学视事)。此后,1907年起原先担任工科监督的浙江人何燏时被任命为第四任校长,而从第一任到第四任总共只经过了12个月的时间。(44)

此时,民国建立刚满一年。就在12个月之前革命才刚刚展开,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美国年轻人路德·安德森成为了《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兼职记者。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清朝的崩溃将造福于中国,随之尖锐地问道:“但是共和国的官员会比旧官僚强吗?”在安德森的脑海中,现代性就等同于美德与进步,这使他乐观地认为共和国的新官员将是一批“现代人”。(45) 1912年5月安德森描写了一类新的官员,他们“身着燕尾服、头戴礼帽、脚蹬漆皮靴、手持文明杖等等”。但他说,“新旧官员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46) 安德森眼光独到,对事物的新面貌很敏感。1912年10月,他报道了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裹有国旗图样的牌坊和塔楼矗立在主干道上。宫门前立有一座牌坊,一段巨大的黄绸从上面滚动伸展开来,上书有去年2月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宫门外则摆着裹有黄绸的龙辇。辇内除了一块木牌外别无他物,上面写着“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敕令。刻有退位诏书的拱门彻夜灯火通明。(47)

不过,几个月后,安德森所看到的这些乐观前景便迅速黯淡了下去。

1913年1月,另一名记者章士钊在结束了一周的首都之行后回到了上海。他随即在《独立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展现出一幅十分不同的景象。此文是一篇“箴言”:“意南方诸友,亦乐以是警人而自警也。”骄奢淫逸的清季北京积重难返。据章讲,实际上被派往首都整顿局势的人——安德森所谓的“现代人”——正忙于受贿、赌博和嫖娼等一系列破坏政府公信力的行当。章士钊离开首都时认为北京的社会是病态的,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前景而言可不是什么吉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