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中国大学应致力于研究

1912年1月,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这意味着新政权的教育方针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前清最年轻的翰林,蔡元培的旧学功名已达极点。然而,随着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之手,他不得不走上教育救国这条路。1901年,蔡元培在上海参与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到1903年的时候,他已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大人物。但是蔡很快便对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短暂任教一段时间后,他于1907年开始了长达四年半的德国游学。这对于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举动。为了生计,蔡元培同张元济商定,留学欧洲期间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蔡元培曾在几年前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在他1903年辞职后,张元济接任所长。(2)

蔡元培之所以会选择德国作为留学地,一大原因是德国大学代表了当时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在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的大学都带有一个世纪前德意志思想家所宣扬的那种理念的印记……德国大学在思想成就和海内外声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 基于德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涌现。德语一直到20世纪都是科学刊物的工作语言,并且德国大学仍旧是全球学生所向往的地方。到20世纪初,留学生占到了德国学生总数的9%。19世纪有将近一万名美国人在德国大学学习,并且在1890年代许多日本人也曾经到德国留学,虽然他们的数量不如美国人多。(4) 两名在京师大学堂有着重要地位的日本教育家服部宇之吉和岩谷孙藏都曾在德国接受教育。

蔡元培到德国学习也是因为他对哲学很感兴趣,而哲学是德国大学的支柱学科。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使他能够“以一套新的哲学理念来审视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进化史观使他不再相信儒家思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且让他认识到现代科学的重要性。然而,蔡元培未能完全接受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注意到,康德曾试图调和唯物论与宇宙中超验的德性力量。蔡元培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德国的时候,他翻译了新康德学派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Ethics)。泡尔生非常强调道德的重要,因此对于信奉儒家道德的蔡元培有着很大的感召力。(5)

1912年2月,就任教育总长之后的蔡元培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重要文章。文中他大胆地宣称,“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在民国,“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蔡元培认为清朝教育宗旨中的尚武(军国民主义)、尚实(实利主义)和尚公(公民道德(6) )应当保留,而忠君和尊孔则与共和精神不相容。他呼吁用“世界观教育”和“美感之教育”取代从属于政治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旨在通过强调西方哲学传统,以及中国诸子百家的哲学来打破儒家思想一家独大的局面。“美感之教育”则通过使学生认识到美丽和尊严可以打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从而为儒家思想的宗教精神提供一种替代物,“即所谓与造物者友”。(7)

蔡元培的教育宗旨反映了他在莱比锡大学接触到的德国的“教化”(Bildung)理念,即“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是“灵魂的塑造”。(8) 正是在19世纪初服膺新人文主义的教育部部长洪堡任内,“教化”这一理念开始融入普鲁士的大学精神当中。也可以说是洪堡塑造了柏林大学。这所大学“是以与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高等学校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的”,“它的原则不是统一与服从,而是自由与独立——教授们不再是教学和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对蔡元培产生极大影响的洪堡,矢志于将教育同服务国家的需求相剥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化”的理念开始在柏林大学中盛行起来。(9)

19世纪德国大学发展出的办学理念是教授不仅应会讲课,也应会做研究。但是对于像洪堡这样的思想家而言,德语中的“有组织的知识”,即“Wissenschaft”一词表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应该在广博的人文基础上,不断追求新知,而不能仅在某一专门领域进行狭隘的研究。正如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所说:“Wissenschaft及其衍生的发现都应只是学者们的工具,而非目的。人格的全面发展、爱好广泛、善于进行灵活的原创性思考,这些才是目的。”(10) 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在20世纪初仍旧保持着一种“教化”的理念。蔡元培所吸收的这种德国学术精神不久也传到了美国,其表现之一就是187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11)

上任伊始,蔡元培便呼吁政府为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并建议在南京、汉口、广州和重庆设立国立大学。(12) 蔡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致力于研究。为此,他要求在所有的国立大学中设立研究生院,并且大学课程应以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为主。他坚信对“真知”的追求只存在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中,而非工程、医学、农业、法律或者商业这样的实用学科中。他既不鄙视应用科学,也不否认它们的重要,但他相信大学应当去塑造人的灵魂,而不是培养实践技能。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蔡元培在德国接触到的教育观增强了他原有的那种儒家提倡培养完人和君子的理想。

在了解了蔡元培的理想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使当初能由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话,蔡元培一定会很高兴。1909年,清廷终于赏给了严复梦寐以求的进士出身。1912年2月,似乎是为了显示新民国的开放,严复终于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不仅如此,在大学堂1912年5月12日重开的时候(尽管要到秋天才正式上课),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校,严复也由总监督改任校长。在开学仪式上,严复和蔡元培分别讲了大学的重要性,而蔡尤其强调北大“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之后,三名外国教习发表了演说。其中一名德国教习如是说:“今日中国已是诸君的中国。校中课程,宜力求刷新,不可再蹈旧习。”(13)

或许最能表明教育方向即将大变的是蔡元培和严复决定废除1904年由张之洞设立的经学科,把儒家经典的研究拆分到不同的门类中。(14) 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京师大学堂很像西方的神学院,经典被视作一字不易的神圣之物。(15) 通过将《诗经》分给文学门,《春秋》分给历史门,蔡和严开启了一个去神圣化的重要时刻。如此一来,过去的经典以现在的历史眼光看来不过是诸种学问中的一种。不过,废除经学科并不是抹杀其中的学问。事实上,大约二十五年后回想1912年的北大,蔡元培曾后悔地说,辛亥革命之后被聘请来管理学校的留洋学者们不仅不欣赏国学,还将之置于装点门面的境地。(16) (www.xing528.com)

然而,国立北京大学的美好前景没能持续多久,就又笼上了阴霾。学校刚刚复课,财政部就宣布停发教员工资。严复反对此举,坚持认为应当像对待那些京城衙门官员一样按时支付教员薪水。为了节省经费,严复采取了归并科目、精简机构等措施,裁减了二十多名职员,并主动削减了自己的薪水。(17) 他此时因为兼职于教育部和海军部,尚有两份稳定的收入以供家用。然而在7月初,蔡元培签发了《教育部总长照会》,批评了这种兼职行为。他宣称目前大学校分科各学长中多有在政府中兼职,必有顾此失彼之虞。(18) 现在严复面临的挑战是来自他从前的盟友的,其所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久教育部便说,由于政府官员之间就大学校开办目的无法达成共识,因而准备停办北大,此时严复已忍无可忍了。

北大的命运因此再次受到了京城中政治斗争的严重影响。这一点早在1912年5月时就已昭然若揭:教育部宣布教育部与各科学长有权选择校长,不受总统干预。但由于袁世凯此前已经选定严复任大学校长,教育部为照顾既成事实,愿意暂行批准这一决定。可是从教育部5月的声明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内阁与总统之间有着多么深的矛盾。蔡元培忠于孙中山,也是孙任命他为内阁成员。与蔡不同,严复是个老“反革命”,支持强人政治(尤其是支持袁世凯当政),这使得他在武昌起义之后受到决策者的青睐。这些矛盾在教育部叫停北京大学时第一次公开爆发了。随后,蔡元培和其他三名内阁成员连同总理唐绍仪一起提交了辞呈。矛盾再次激化。而唐绍仪当时正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关于借款问题闹得不可开交。(19)

在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前,严复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说帖”),强烈反对停办大学。他说:“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岂不稍过?”“假必为建设之事,则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待以存立者,奚翅九牛之一毛?”严复辩称,尤其是考虑到大学乃维系一国文化之所在:

且国家建立大学,其宗旨与中小高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各国大学如希腊、拉丁、印度之文学哲学,此外尚有多科,皆以为文明国家所不可少之学。(20)

严复认为——显然蔡元培也会赞同——“一切高尚之学术”虽然可能无法带来可观的物质利益,但均对国家有极关键之价值。建立大学可以“隆其国家之声价”,而日本对中国的小学、经学及阳明心学等,无不加以特别之研究。“彼固醉心欧化,而其保全中国旧学若此”,尽管中国人自己都没有这一意识。中国之大,必有好古敏求之士。“即使响往无人,亦宜留此一线不绝之传,以符各国大学设科之意。”(21)

学生们当然也反对停办大学。他们以各分科为单位联名写抗议说帖。他们讲,许多学生都是牺牲了优厚的职位来到北大求学的,理应最终获得毕业文凭。很明显,学生们担心一旦大学停办,自己的前途会受到影响。他们的请愿非常情绪化,一些学生甚至要求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严复也支持这一想法。(22) 抗议是如此猛烈,教育部停办北大的决议遂寝。尽管如此,北大的经费仍然没有着落。严复不得不与华比(中国与比利时)银行谈妥借款条件,从而确保1912年秋季北大得以如期开学。同时,学生们也首次被要求上缴学费(每月三块大洋)。(23)

当大学如期开课时,却几乎没有学生来上课——格致科仅一名学生,而在另一些分科中外国教习的人数则是学生的三四倍。(24) 严复在这个困难时期写给妻子的信中,处处表示他的耐心正在耗尽,已不愿再为大学堂做事。严复之所以会放弃北大还与他日益严重的哮喘病和吸食鸦片的习惯有关。他的鸦片瘾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他曾三次致信妻子,让她代买数量不小的鸦片。(25) 身心俱疲的他在上任仅8个月后就被粗暴地解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