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局势不稳与重新界定：权利源自地位

有理由相信,伴随着1911年秋清朝的崩溃,作为帝国附属的京师大学堂很有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而当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后,京师大学堂基本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学生们所效命的帝国已荡然无存;昔日君主制下以会通中西为特色的大学堂课程,如今受到共和理念的冲击,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如此,清朝的灭亡并未消减中国的内忧外患,教育国民也仍然必要。由于中国正在经历民主化进程,而国民是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因而使普罗大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日益突显。所以,与任达所谈到的许多晚清改革的制度产物一样,京师大学堂并没有随着旧制度一同消亡,反而在继起的社会中继续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1)

清末旧秩序的轰然倒塌带来了一场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革。其间,大学堂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在晚清七十年中,王朝一直没有放弃重新界定学问并保持控制的努力。而大学堂如此深入地参与其中,自然吸引了那些与前清抱有同样目的革命分子的注意。当然,大学堂绝不是革命后各方争夺文化霸权的唯一场所,但论及象征意义,则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在之前的十年里,对于那些希望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堂中文化及思想方面的斗争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此外,民初的知识分子也在思考自己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究竟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此一来,国立北京大学自然成为一个充满争议性和戏剧性的大舞台。(www.xing528.com)

知识分子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退两难。革命并未改变他们的这一处境。一种声音认为,知识分子为了荣华富贵而进入体制内这没什么不对;然而另一种声音则说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并且这种声音在逐渐变强。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对发生在1911年和1919年的事件着墨甚多,但是关于知识分子、各种机构与社会在这不到十年间的交互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却还相当薄弱。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何以在国家舞台上确定自己的立场,重新表达他们的观点?并且他们通过这种行为试图达到怎样的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民初纷乱多变而又不断演进的政治文化中去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