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维新运动的硕果与反帝运动的代价

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筹建大学堂时的乐观与希望在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后化为泡影。不过在慈禧“尽废新法”之后,京师大学堂成为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项目之一。(95) 1898年12月随着仕学馆的开班授课——学生包括来自京师的举人和进士在内共约100多人,京师大学堂终于正式开学。时人讽刺说,那些学生主要是冲着免费食宿来的。(96) 此时的大学堂不过是徒有其表,与维新时期的设想根本不同,连梁启超当年大胆设计的课程也被换成了五经。

但是守旧官僚依然能找到攻击大学堂的理由。御史吴鸿甲和几个军机大臣批评大学堂“靡费太甚”、管理不善。刑部尚书赵舒翘甚至提议将其关闭。孙家鼐受够了这些,称病休假而去。1899年7月,慈禧任命吏部右侍郎许景澄代替孙家鼐,暂时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在他任内,大学堂重新开设了一些西学课程,但是由于朝廷意图摧毁大学堂而从中作梗——拒绝授予毕业生进士出身,因而不会有学生认真学习这些课程。(97)

新生的京师大学堂勉强维持到1900年5月——义和团涌入北京的时候。大学堂的西学氛围使其在义和团亢奋的反帝运动中在劫难逃。火上浇油的是,满族军机大臣刚毅宣称大学堂内满是洋汉奸。孙家鼐的住所被拳匪捣毁,两名教习刘可毅和英人秀耀春(Francis James)被杀害。恐怖的是,在使馆区外被绑的秀耀春还被枭首示众。(98) 其间,丁韪良及其他外国人也被困于使馆区中。1900年7月1日,失望的许景澄上奏朝廷提出裁撤大学堂:“溯查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与诸生讲贯,无庸另立学堂造就。”(99) 7月11日朝廷宣布关闭大学堂。

具有改革头脑的官员已经学会如何在风向不定的保守主义中谋得生存,以及如何通过官僚体系保护京师大学堂,但之后的事态发展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在大学堂关闭几个星期之后,许景澄被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处死,成为当年夏天最有名的牺牲者之一。(100) 一些卫兵被派来保护校园,但他们很快就被进驻宿舍和丁韪良宅子的俄军和德军所驱散。讽刺的是,八国联军完成了义和团所未能完成的洗劫——毁掉了丁韪良家中的“每一件家具”,并将他的藏书“以及大学堂的藏书……全部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101)

(1) 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8—491页。

(2) “大学”(daxue)一词被刘禾归为“双程流传的新词”。它在17世纪首先由耶稣会士翻译为“university”。日本在明治时期用它来称呼那些模仿西方大学建立起来的日本大学机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87页)。日本人开始时将“university”翻译为“Daigakkō”(大学校),但在1870年将其改为了“Daigaku”(大学)。马歇尔写道:“Daigakkō”这一词语显然是来自古代日本律令制体制中的一个官职“大学寮”。拜伦·马歇尔:《学习现代化:日本教育层面的政治话语》,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3)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纽约:Garland Publishing,1996年,第15页。

(4)此处的含义是“它们的维系有赖于社区和政府的支持,因而很难期望依靠它们来重建社会的秩序。伏尔泰、狄德罗、休谟、孟德斯鸠、吉本和罗素都不是大学老师。‘开明君主’以一种狭隘的眼光看待启蒙的高等教育——那些可以令学生为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参见鲁迪:《欧洲的大学:1100—1914》,新泽西州卢瑟福:菲尔莱狄更斯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8页。——译者注。

(5)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第40页。鲁迪:《欧洲的大学:1100—1914》,第97—99、136页。伍思德:《国家、士大夫与正统思想:清代的书院,1736—1839》,第464页。

(6)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7) 关于早期的官办外语学校,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8) 毕乃德:《中国近代早期的官办学堂》,纽约州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79页。

(9) 郑培凯、李文玺、史景迁编:《追寻现代中国:文献汇编》,纽约:W.W Norton,1999年,第155页。

(10)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75页。

(11) 刘广京:《一八六七年同文馆的争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之一》,《复旦学报》1982年第五期,第97—101页。

(12) 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76页。

(13) 丁韪良:《汉学菁华》,爱丁堡: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1年,第383页。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出版社,2000年,第90、96、376页。

(14) 艾尔曼:《帝国晚期的帝国政治与孔教社团:翰林院与东林书院》,《现代中国》第15卷第4期,1989年。

(15) 刘广京:《一八六七年同文馆的争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之一》,第99页。

(16) 丁韪良在中国担任长老会传教士十多年后选择从事世俗教育事业。他一跃成为一名翻译家,将西方重要的著作介绍给中国。丁韪良的维护者之一是从1863年起开始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同文馆的办学经费由赫德从海关每年的税收中拨付。参见柯饶富:《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基督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45—146、183页。

(17)丁韪良:《中国之觉醒》,纽约:Doubleday, Page and Co,1907年,第209—210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毕乃德也认为,同文馆没能取得国家及其支持者所期望达到的那种影响力,“当我们衡量同文馆的优劣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完全的失败了”。毕乃德:《中国近代早期的官办学堂》,第151—152页。关于同文馆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74—82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55—56页。引文参见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1896年1月23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33页。——译者注。

(18)毕乃德:《中国近代早期的官办学堂》,第79页。

(19)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5—37、48页。

(20)伍思德:《国家、士大夫与正统思想:清代的书院,1736—1839》,刘广京编:《帝国晚期的正统》,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21)穆四基:《明朝的书院》,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6—138页。

(22)魏斐德:《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士大夫》,《代达洛斯》第101期(春季号),1972年,第35—70页。

(23)关于中国书院的历史可以参见邓红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译者注。

(24)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文化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25)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科举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承》,《亚洲研究》第50卷第1期,1991年,第7—28页。

(26) 伍思德:《国家、士大夫与正统思想:清代的书院,1736—1839》,第167—168页。

(27) 伍思德:《国家、士大夫与正统思想:清代的书院,1736—1839》,第169—170、182—183页;盖博坚:《四库全书: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哈佛东亚丛刊》第129种,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87年,第18、24页。

(28) 有关此过程的讨论,参见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伯克利:东亚研究所,1994年。

(29) 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第三章,尤其是第50—51页。

(30) 秦博理:《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1846—1911》,第38—44页。刘广京:《为己的教育:曾国藩<家书>笺注》,艾尔曼、伍思德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

(31) 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哈佛东亚丛书》第54种,1971年,第三章。邝兆江:《晚清中国的体用之争和人才追寻》,《现代亚洲研究》第27卷第2期(1993年),第273—277页。

(32) 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3页。

(33) 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3页。

(34) 贾祖麟:《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纽约:自由出版公司,1981年,第75页。

(35) 在清代,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清议力量的抬头主要是在和珅倒台之后。而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清流党成为晚清政局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参见冉玫烁:《“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19世纪末中国的清议》,《亚洲研究》第41期(5月),1982年,第453—484页。石约翰:《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96—106页。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哈佛东亚丛刊》第151种,1992年。

(36) 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54—62、124—132页。

(37) 贾世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哈佛东亚丛书”第79种,1974年,第二章。

(38)魏斐德:《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士大夫》,第63页。

(39)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45页。

(40)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41)此处恐有误,提出此建议的是李鸿藻。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10页。——译者注。

(42)帝党与后党并非正式的组织,而是分别由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近的官员构成的松散的私人团体。对质疑这些团体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参见邝兆江:《百日维新的碎片:1898年的人物、政治和思想》,“哈佛东亚丛刊”第112种,剑桥:东亚研究会,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2—68页。

(43)周承恩:《孙家鼐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44)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背后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第55卷第2期,1995年,第295—337页。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有趣的讨论,参见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

(45) 艾尔曼:《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第588—594页。

(46) 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第462—476页。

(4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页。——译者注。

(48)狄培理编:《明夷待访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49)此处不确,谭嗣同呼吁的是在各省建立“总学会”(study society),而非“书院”(academy)。见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8页。——译者注。

(50)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傅佛果、沙培德编:《想象人民: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观念,1890—1920》,纽约州阿蒙克:M.E Sharpe,1997年,第191页。谭嗣同的话引自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438页。(www.xing528.com)

(51)这并非黄宗羲原话,而是作者引述狄培理书中总结黄宗羲的话,见狄培理编:《明夷待访录》,第31页。原文无直接对应,取其相近者,大约是“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14页。——译者注。

(52) 狄培理编:《明夷待访录》,第105页。这里,黄宗羲是以东汉末年太学生在宦官与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例子。最后宦官大获全胜,并处死了几十名大臣。

(5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14页。

(54) 关于日本对晚清改革派的影响,参见阿部宽:《借鉴日本:中国最初的现代教育体系》,露西·黑霍、巴斯蒂编:《中国的教育和工业世界》,纽约州阿蒙克:M.E. Sharpe,1987年,第57—80页。

(55) 拜伦·马歇尔:《学习现代化:日本教育层面的政治话语》。詹姆斯·巴塞洛缪:《日本现代化与帝国大学,1876—1920》,《亚洲研究》第37卷第2期,1978年,第251—271页。亨利·史密斯:《日本第一批学生激进分子》,“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第70种,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5页。

(56)亨利·史密斯:《日本第一批学生激进分子》,第8页。

(57)原文作“sons of the state”,《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汉书·礼乐志》:“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清刘书年《刘贵阳说经残稿·国子证误》:“国子者,王大子、王子、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国子弟。”——译者注。

(58)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第464、477—479页。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第96页。拥有监生这一称号的学生大部分是靠捐纳获得的。他们往往是各省的富家子弟,而实际在国子监中就学的学生并不多。

(59)丁韪良:《汉学菁华》,第378—382页。

(60)1884年郑观应提出了一套类似的方案。参见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保罗·贝利:《改造老百姓:中国20世纪早期的大众教育观》,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61)原文为:“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0—22页。——译者注。

()* *原文为:“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3页。——译者注。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15页。

(62)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3—25页。

(6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页。

(64)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页。

(65)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3—14页。

(66)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3—24页。

(67)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页。

(68)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页。

(6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4页。

(70)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17—118页。

(71)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1页。葆拉·哈勒尔:《播撒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日本教习,1895—1905》,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17页。

(72)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31页。

(73) 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79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40—41页。

(74)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5—46页。

(75)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2页。

(76)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2页。

(77)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1页。

(78)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2页。

(79)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缘起》,柯蒂斯编:《历史学家研讨会:十六位历史学家的原创论文集》,纽约:科诺夫出版社,1970年,第288页。

(80) 参见魏定熙:《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中国现代化的萌芽》,柯瑞佳、沙培德编:《反思戊戌变法》,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2年,第99—123页。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现代中国的三部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

(81) 户部拨给2万多两(实为21.2万两——译者注)京平银作大学堂开办经费,并认为“常年用款须有专款提存”,故将存在华俄银行的500万两库平银的息银(利息)用作大学堂专款。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11页。

(82)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55页。

(83)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第316页。

(84) 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第180、406页。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纽约:George H. Doran,1921年,第272页。

(85)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85页。林小青:《北京大学的课程发展与学术专业化,1898—1937》,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1993年,第3页。

(86) 邝兆江:《百日维新的碎片:1898年的人物、政治和思想》,第165—168页。

(87)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17—123页。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75页。欧远方、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北京,1998年,第3页。关于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36页。柯饶富:《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基督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85—186、196—197页。据喜欢抬高自己的康有为说,孙家鼐本是想让他做总教习,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64—665页。

(88) 教授专门科目的外国教习每人每月的薪水至少有300两,而中国教习的最高薪也不过每月50两。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册,第85页。

(8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册,第322—327页。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8—683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99—101页。

(90)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5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30页。郑宁:《张元济为何不就京师大学堂总办》,《读书》1999年第7期,第30页。

(91)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册,第47页。

(92)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5页。

(9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册,第83—84页。

(94)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678页。

(95) 如果那些引介西学的人能被慈禧所掌控,那么她是愿意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她的态度似乎受到支持大学堂的李鸿章的影响。参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48—149页。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第82页。伦德:《京师大学堂》,博士学位论文,华盛顿大学,1956年,第129—132页。

(96) 庄吉发:《京师大学堂》,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年,第19页。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庸言》1913年第1卷第13号,“国文版”第2页。

(97) 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第82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4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43页。伦德:《京师大学堂》,第126页。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151—152页。

(98) 张寄谦:《第一任校长——严复》,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伦德:《京师大学堂》,第134页。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北大旧事》,第8页。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04页。

(9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0页。

(100)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向列强投降,于1901年2月13日颁旨,宣布开复许景澄原官,追谥“文肃”。

(101) 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143页。《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556页。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爱丁堡: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0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