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历史定位-权利源自地位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日。(1) 校庆本是常见之事,但是像这样有五万人出席的盛大场面显然说明北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国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几十种有关北大的新书也纷纷赶在此时出版。(2) 中国邮政发行了“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也被命名为“北京大学”星,从此北大在苍穹之中亦有了自己的位置。(3) 很难想象如果换了其他学校,还会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纵观纪念会全程,北大——1912年前是京师大学堂——都是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姿态出现,而与会者中则有来自诸如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校长;同时,扩建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号称是全亚洲最大的高校图书馆。(4)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大学被称为“精神圣地”——中国国家灵魂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纪念会通过多种方式强调北大精神之伟大,而这样一种难以描述的精神是产生于北大本身那可歌可泣的历史中的。此外,纪念会还意图表明,北大是全球华人所公认的、近代以来为中国寻求尊严与荣耀的先锋。《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便将北大概括为“中国20世纪文化精神的缩影”。台湾的《中国时报》也是如此。该报社论称“北大的百年校史如同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同样,美籍学者郭罗基也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像北大这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可以说,北大的校史即中国的国史。”(5)

这次庆典也表明,北大对于许多人而言起着沟通中国近代与古代的桥梁作用。北大作为中国的“国学”圣地,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捍卫者。纪念会期间,几位重量级学者甚至建议北大的历史应该追溯到古代,因为它与当时的太学以及后来的国子监所占有的地位与文化重要性相近。(6) 既如此,他们认为不仅北京大学在国民心中占有类似的位置,而且北大人也像太学生和国子监生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这是一个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历史意义的绝佳场合。尽管纪念活动多种多样,但媒体报道得最多的还是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中国最高领导层几乎全部出席了这次大会。纪念会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响乐团与北大学生交响乐团联合演奏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会议的中心环节是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他的讲话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代表着中共对北京大学的官方历史定位。

江泽民无意对北大的过去进行新的阐述。他的讲话反映了共产党一贯的历史观。其内容大意是:北大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因为北大人能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并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不断为国家做出贡献(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他还引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其实鲁迅后面还有一句话:北大“总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江泽民称赞北大为中国贡献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及北大在1949年之前的历次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

井然有序的校庆典礼似乎验证了江泽民的判断——激进主义已经过时了。虽然有少数学生批评他们的同学违背了北大的伟大传统——不是忙于赴美留学的托福考试,就是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而对社会的需求不管不顾,但其间并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杂音。(7) 许多教授以学术的方式探讨了北大的历史。例如,一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均衡的历史叙事。钱理群就认为,纪念北大的那些历史高点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忘却在19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北大。

这所大学已成为国际政要访问中国时必到的一站。例如,1998年6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这也是他任内惟一一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篇宣扬人权与民主的演讲。而在1999年秋,北大与天安门广场、大寨、上海、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等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代表中国的50个地方”。这表明该刊物承认北大的重要性。(8)

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感并被人所公认的符号,北大类似于藤谷高史在其关于日本君主制和民族现代性的研究中所说的“助记地”(a mnemonic site)。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帮助建立集体记忆的“意义的载体”,或者是“国家当前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的见证”。(9) 不过藤谷关心的是“助记地”的整体功能,即激起人们的国家归属感和对现政权的忠诚。尽管中共也曾试图使北大充当这一角色,但从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北大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象征,正是因为多少年来与北大有关的人和事都在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去:究竟公民与其国家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的关注,并在构建一个国家的过去的过程中变得越发重要。因此,北大不仅没有一个所谓的整体功能,还加剧了——有时是剧烈的——中国人民与统治当局的持续对立。

这并不是说北大历史地位的形成离得开国家的参与。北大正是由于作为知识分子与国家协调关系的重要舞台,才得以深度参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北大有人曾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全中国的稳定看北京,北京的稳定看北大。”这不仅仅是在自我标榜。这种北大中心论含蓄地承认了如果北大不是有国家的经费支持并位于首都的话,它是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如此看来,北京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是共生的。

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也在其他地方展开过对话,其中当然就有天安门广场。但我认为北大与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相互界定了对方,并且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其大本营。在1952年之前,北大一直挤在紫禁城北面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破败建筑里。知识分子从这里出发前往广场,又从广场退回到这里,这是象征更是实指。

要理解这一现象,则必须对北大的过去进行一番考察。因为正是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北大第一次形成了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通过各种渠道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北大非常有名,而且一些有关20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的研究也多以它的早期史为背景展开论述,但是以北大为研究对象的英文论著则少之又少。(10) 本书便意图填补这一空白。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我渴望了解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重塑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晚清时期,官学等机关承担着维系官方认可的重要知识的责任,而科举制度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读书人无论是想升官发财还是想后乐先忧,都必须吸收这些机关所采用的知识、文化与政治准则。然而,当20世纪初儒家秩序崩塌之后,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设想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并寻找新的方式来对社会施加影响。在最近一篇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黄乐嫣(Gloria Davies)也描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当新词汇和新语体的出现产生了新的话语形式时,对知识进行重新估价并分类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而这端赖上述制度性渠道的作用。”(11) 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他们不仅面临着一场深刻的“东方秩序的危机”,还不得不慎以自处,以便自己的声音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也就是说,他们得找出制度化其思想权威的新方法。(12)

由于清末“学校在重构或反思政治体制的诸多努力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而知识分子多重视学校教育。(13) 他们当时还写新闻编小说,相比之下,重视学校还不算太“离经叛道”。然而,这一挑战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使得新式学校呼之欲出,以便满足诸多领域对实践知识和专业训练的需求。其中少数学校,尽管没有放松对实践和专业训练的要求,但是却变成了著名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中心。在这些地方,基本价值是靠探索——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分析而得来的。它们与实用至上的兄弟学校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其所吸引到的师生对文化、政治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及行为都有着本质的关怀。这样的机构在20世纪上半叶(以及可能还包括一部分后半叶)的中国虽然一直很少,但总是存在。(14) 北京大学之所以会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正是因为它在上个世纪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成为了人本思想的殿堂,直捣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成了激进主义的堡垒,试图使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都含有意义与价值两方面的思考。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甫一成立便地位显赫。当清廷在1898年“百日维新”中下令建立大学堂后,它便立即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虽然这一名号沿袭了古代太学的传统,但是建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很明确,即欲使其成为一个新式的机构、一个国家学校系统的顶端,以便取代原先那种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古老而又僵化的教育体制。大学堂的文化立场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仅确保了它的教育事务可以引发广泛的政治反响,也保证了校园内关于文化议题的争论可以反映出政治方面的权力斗争。作为一个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发言权的机构,北大就像一个扩音器,谁通过它讲话,谁的声音就会被放大。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他们是想寻求政府的支持还是奋起反抗政府,都很自然地被这一新的角力场所吸引。在这里,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信仰播向整个社会。因此,显然“最高学府”中的政治状况是多层次的,并且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里——也就是中国在各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之时,北大是随着思想和政治的起伏而起伏的。

本书主要围绕四个论点展开论述。第一,早期北大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一场深刻的变局当中重新自我定位的理想场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原本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是由于帝国秩序的瓦解撕裂了之前维持精英特权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威胁,也是一种机遇。但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保持自身的尊贵地位,便不得不创制一套新的权威基础。正如我在本书前几章中所阐述的,北京大学正是他们的“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可以借助北大极其特殊的地位提升他们在国家大事中的影响力。处于20世纪初那样一个过渡时期,兼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胸怀天下(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s),其意见举足轻重。汇聚了这么一批人的北大,自然力量大增。

由于那些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怀有双重的目标——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因而不难理解他们在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也往往使用相同的措辞。确实,20世纪初中国弥漫的危机感——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民族国家的“优胜劣汰”中被淘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政治家们本来也可以利用这一危机感,但政局的日渐不稳削弱了他们的声望,产生了道德权威的真空,使得知识分子得以暂代其职。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曾在西方那样一个美丽新世界中生活和学习,又给人一种无偏无党果敢坚毅的感觉。所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因而成功地激发了全社会最深切的敬意。

第二,北大历史的复杂性被有关五四运动的一些史学著作掩盖了。(15) 尽管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五四本身,但会涉及那些著作。我将五四运动置于如下的语境中加以讨论:知识分子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为了重新界定他们的角色而做着长期的努力。学术界关于五四的主流观点受到运动本身的影响,倾向于将五四运动解释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决裂的时刻。他们认为这是由知识分子一手造成的——知识分子终于目的论式地承认,中国要想现代化就必须拥抱西方的科学和民主。(16) 受到一些新观点的影响,我将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对新(新奇的、陌生的)旧(既有的、熟悉的)行为方式之间的辩证互动过程加剧的产物。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它的发展方向也不是注定的,而是像我在本书的中间几章里所主张的那样充满了张力与偶然性,并像现实生活一样无固定轨迹可循。(17)

在本书中,我并无意贬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是想更多地展现和挖掘其深处不断变化的矛盾冲突,以阐明中国在接受现代性方案的初期,其历史的高度复杂性。诚然,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并将一些人引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但正如北大的历史所揭示的,五四运动其实也有一股很强的保守主义潜流。这是因为,五四在本质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本国文明之弱势感到的震惊,他们怀念比较有秩序的过去,怀念那种相对确定的感觉,并坚信自己有责任“唤醒”中国。(18) 如果知识分子想充当他们梦寐以求的领军角色,便不得不在保存自己的社会精英地位的同时,摆脱残存的清末那种世代相传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为此,他们将传统的特权及精英的权威——即使是反传统者也需要持有一定的立场——与对西式共和权利的诉求结合起来。虽然从理论上讲,所有的中国人都享有那些权利,但知识分子尤其能从中获益——他们以此从国家那里获得了更大的独立自主空间,并在社会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我之所以会得出“五四运动除了具有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激进特征外,还有保守主义的本能在其中”这样的论断,是因为我将焦点放在了政治文化上。我所使用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包含意义、实践、价值观,以及决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产生途径和行使方式的内在规则。在这里,那个系统或者说文化便被视为一种流动的实体。(19) 与历史学家周策纵和舒衡哲(Vera Schwarcz)不同,我并不将五四运动主要视作一个思想现象。林·亨特(Lynn Hunt)曾断言法国大革命是“想法与现实,意图与环境,集体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激烈互动”。(20) 受到他的影响,我认为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下去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有更丰富的收获。这是本书的第三个论点。它引领着我往来于思想史、社会史与制度史之间。叶维丽最近提出:“学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通常只注重他们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其他层面。”(21) 我与她一样,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细微的日常生活。我相信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有效地说明知识分子的那些正式演说与书面文字背后的来源和意义。研究人们的期望、价值观、品味和偏见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及其政治承诺的来源。我会从他们的演说词、文字作品、衣着乃至社交网络、典礼和休闲方式中去寻找相关的证据。

我的第四个论点是,地域差异是研究北大历史最卓有成效的一个角度。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和叶文心在他们最近的著作中展现了五四运动在不同地域——浙江乡村、省会杭州或大都市上海的不同样貌。他们以此强调应重视地方性的文化和社会特征,以及那些穿梭于此的个人是如何逐渐发展出新的世界观的。(22) 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有着非常独特的“地方性”特色。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怀抱扬名立万、指点江山的梦想来到这里。但在1920年代,北京的地位逐渐衰落,直至1928年彻底丧失了首都的身份。北大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尽管北大和“旧都”一直到1930年代仍对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魅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那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还是降低了。

成功孕育出中国的现代性的上海逐渐成为了可以左右全国都市文化与思想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23) 五四时期北京的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军阀时期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那几十年的政局动荡,为京城中各种不断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思想的试验提供了空间。国民党的崛起,不仅使得政治和文化的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还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利用“党化教育”得以严密地控制了国民的思想生活。(24) 在这一新形势下,作为多国租界的上海,繁华富庶、文化多元而富有创造性,成为知识分子在南京十年时期保存一定程度的思想与政治独立的首选居住地。

尽管许多具有世界眼光的北京知识分子认为上海文化浅薄粗俗,但一旦投身商业出版便不能自拔。集中在上海的文化市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新的传播其思想的途径。知识分子以为商业出版不仅能带来丰厚的收入,还能提升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没想到反而边缘化了自己。这是因为市场运行所依赖的价值体系反映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文化力量对五四那种重建中国社会的理性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些胸怀世界的北京知识分子要么努力适应新的文化准则,要么死守着过去帝制时代的那套精英主义价值体系,继续“以天下为己任”,进而更加孤立他们自己。

(1) 北大实际上是在1898年12月建立的。5月4日的选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五四运动的意义。

(2) 我那本有关早期北大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也是在那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译者注)。(www.xing528.com)

(3) 这些信息中有些是我自己了解到的,有些是从李宪瑜的书中看到的。

(4) 李宪瑜编:《北大缤纷一百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166页。

(5) 李宪瑜编:《北大缤纷一百年》,第433、336页。郭罗基:《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北京之春》第61期,第28页。

(6) 现代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可考的大学成立于公元前2世纪。汉朝所设立的太学是贵族子弟通往仕进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宋朝灭亡以前,太学一直与贵族特权紧密相关,因而在政治上十分重要。14世纪后太学成为国子监内设机构,而太学则掌全国官学和印刷事。晚清时期,原本作为帝国选拔官员、增强社会流动性的国子监,却被科举制度和捐纳生员蒙上了阴影。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6—467页。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59—82、298—302页。魏斐德:《自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士大夫》,《代达洛斯》第101期(春季号),1972年,第38页(中文译文见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86—187页——译者注)。1948年,胡适表示“北京大学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见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年),冯友兰随后表示支持这一观点。1998年时各方对此的看法参见李宪瑜编:《北大缤纷一百年》,第425—426页。《北京大学学报》第35卷第2期(1998年),第7—9、65—69、70—74、86—90页。

(7) 《时事》编辑部:《寻找真北大的声音》,钱理群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284页。

(8) 《令人惊奇的中国半世纪》,《时代周刊》1999年9月27日。

(9) 藤谷高史:《辉煌的君主制:现代日本的力量与盛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页。藤谷的“意义的载体”指的是仪式、节日、庆典、纪念碑、符号和文字。

(10) 如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易社强:《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陈琼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沙培德:《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1990年。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冯夏根、胡少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叶文心这本书探讨了北大历史对于北大自身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的大学进行分类,所以她不能对北大进行过多的论述。

(11) 黄乐嫣:《<表达忧虑:当代中国批判性探索>导论》,黄乐嫣编,马里兰州拉纳姆: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2)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13) 伍思德:《清代政治中心与教育创造性的分离》,艾尔曼、伍思德编:《清代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9页。

(14) 有关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不同大学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激进的上海大学(该校体现了对更高诉求的追寻)的相关论述,均可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另一个激进的学校是国立劳动大学,参见陈明銶、阿里夫·德里克:《学校农场工厂化: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1927—1932》,北卡罗莱那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最后,二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是一个有关高等学校致力于更高目标的绝佳案例。参见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

(1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然而叶书例外。

(16) 例如,周策纵将五四描述为一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运动,舒衡哲则将其描述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在中国,五四运动则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7) 以新的视角研究五四运动的重要史学专著有沙培德:《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1990年;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叶文心:《外省行人: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方面重要的文学研究专著有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欧梵:《上海摩登的文化建构:一些初步看法》,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通往并超越现代性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61页;米列娜娃、奥德什赫·格拉尔编:《文化资本的占用:中国的五四方案》,“哈佛东亚丛刊”第207种,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东亚会,2001年。

(18) 有关唤醒中国方面的研究,参见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19) 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视之为一个创造性和流动性的过程,另一种则是老式的心理层面的化约论(psychological⁃reductionist)方法。参见裴宜理:《导论:回顾中国的政治文化》,华志坚、裴宜理编:《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与政治文化:借鉴1989》,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20) 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21)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2)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叶文心:《外省行人: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也可见史谦德:《“高处不胜寒”:形成中的现代中国城市》,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迈向和超越现代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8—136页。

(23) 李欧梵:《上海摩登的文化建构:一些初步看法》。叶文心:《导论:解读中国的现代性,1900—1950》,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通往并超越现代性之路》,第4—7页。

(24) 有关“党化教育”,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5、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