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粉红色时期：《杂耍之家》和《格特鲁德·斯坦因肖像》

我们前面说过，1904年毕加索开始与奥利维尔同居，这位美丽而穷困的女子是毕加索一长串重要的女人中的第一个。有了她后，毕加索的新生活虽然仍然是贫困的，却很幸福，因此，毕加索在1904年后期到1906年，进入了“粉红色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他一改以前的蓝色，采用了粉红色的基调。

毕加索粉红色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同绘于1905年的《杂耍之家》。

这幅画约230厘米宽，113厘米高，画面上共有6个人物，他们是画面的中心。

这些人物的背景很简单，毕加索描绘了他们正走在卖艺的路上，因此背景只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地是斑驳的杂色，以土黄色为主，远处的地平线之上是蓝天，蓝天上涂了许多白色，画家的意思是画些白云，不过一点也不像。

看这幅画，像看毕加索其他的许多作品一样，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其艺术手法，不是其笔触的有力、色彩的动人，也不是其构图的匠心独运，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当人看到这幅画时产生的令人难忘的印象。

这幅画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在哪里呢？就是孤独感。当我们看到画面上的这些人时，从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从他们所处的环境，无不看到、更精确地说是感到一种孤独。这里的每一个人，虽然他们很可能是一家子，就像画名所言是“杂耍之家”，然而这一家子丝毫没有一个家庭里通常会有的那种温馨，这里的每个人虽然彼此近在咫尺，却又好像每个人之间都远隔天涯。

与这种孤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贫困，看看吧，他们手里拿着的行李，这也是他们所有的家当，只有那个瘦小的少年扛着的一个小包而已，再加上女士身边搁着的一只水罐。他们虽然都在看着什么，但没有哪个是在看着另一个，那贫困的重压像字一样写在他们的脸上、衣服上，甚至写在这片光秃秃一无所有的大地上。

拿这幅画与前面蓝色时期的几幅相较，虽然所画的还是世上的穷人，但表达的方式却已经有了莫大的变化，不但有画法上的变化，而且有颜色上的变化，更有了作画时态度的变化：在蓝色时期，毕加索对画中的穷人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并且将之通过画面转移到了欣赏者身上，令我们看画时不能不对画中可怜的穷人产生与毕加索同样的感情。然而，在这幅粉红色时期的作品里，虽然这些人也穷，然而我们却不能对他们产生那种深刻的怜悯与同情，而只是感到他们的孤独。

这是为什么呢？毕加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他不再同情穷人了吗？不是这样。毕加索之所以改变表达贫穷的方式，是因为他在这幅画中所要表达重点不是他们的贫穷，而是他们的孤独。这些穷人们，他们在世上不但贫穷，而且孤独。二者结合起来，可以用“孤苦无依”来形容。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毕加索现在能够以更加客观的方式看待生活了，更能够客观地表达对象了，不再带有太浓重的个人主观色彩。这对于一个艺术家也是很重要的，他可以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个人的情感，但如果总是如此，他就难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了，因为那将有损于他客观地观察和表达事物的能力。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幅粉红色时期的作品是1906年的《格特鲁德·斯坦因肖像》。

这幅画的来由我们上章介绍过，据说不知是由于斯坦因的光辉形象难以描绘呢还是毕加索难以集中精力替她画像，或者越想画好越难画好，总之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结果却很不满意。斯坦因也同样地辛苦，据说她足足在毕加索面前坐了80次。到最后毕加索才一挥而就，并随后气呼呼地将画抛下再也不管了。这幅被毕加索气呼呼地扔下的肖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斯坦因的肖像了。(www.xing528.com)

这幅肖像有时候被称为“毕加索的蒙娜丽莎”，不是因为其美，而是因为其神秘。

我们一看这幅画就会发现，它与传统的肖像有极大的区别。它的尺寸是宽81厘米，高100厘米，在肖像算是比较大的了。画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她的面部，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呀，轮廓异常奇特，有如一座黄铜的雕像或者面具。蜡黄蜡黄的肤色，额头宽阔，一双又大又宽的眼睛，颇有些像古埃及壁画中人物的眼睛，眼睛下面的鼻子直而且高，大得有些不协调，鼻子下面的嘴唇抿着，十分宽。嘴唇下面是很尖的下巴。

总之，乍看之下，这几乎不像是一张活人的脸，而像是从活人的脸上用黄泥或者黄铜制作的面具。

这张像画出来后，斯坦因大吃一惊，说不像她，朋友们也都这么认为。据说毕加索如此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呢？将来总有一天，她会看起来跟这幅画一模一样的。”

这句话颇有些味道，按照平常的标准，肖像画首先要像，一幅看上去与本人不相像的作品是不能算成功的。然而在毕加索的法则里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觉得不是画不像斯坦因有什么错，而是斯坦因自己不对——因为她不像画！不过，她不像画只是目前不像而已，迟早她会像的。这个意思十分玄奥，毕加索似乎不是在画眼前的斯坦因，而是画未来的斯坦因，恐怕这在世界的肖像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呢！

然而，毕加索这样说并不是瞎吹，因为过了多年之后，斯坦因竟然真的与画很像了！

很奇怪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毕加索在作画时，并不是根据对象眼前的形象来画，而是根据自己对对象性格的理解来作画：他将对所画对象的内在气质的理解付诸画布，他“按照我的想象来作画，而不是根据我所看到的”。

当然，毕加索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在他与斯坦因的交往中，发现斯坦因这个人的性格比她的容貌更重要，而且她一点也不漂亮，如果真的如实描绘她的容貌，效果肯定不会好，还不如去描绘她独特的气质，至于她的外表，无所谓啦。

数十年过后，评论界一致认为，这幅画与女作家的内在气质是一致的，即毕加索在这幅画中的“神似”超越了“形似”。

这也是毕加索在这幅斯坦因肖像中最大的艺术创新：他不追求艺术一直以来追求的形，而是超越了形而去追求神，这在艺术史上并不少见。然而，毕加索不仅是超越形而追求神，甚至是打破形而只求神，这在艺术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对传统西方艺术“形似”彻底的颠覆标志着西方艺术一个崭新的阶段——现代派艺术——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