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谷城再起像一声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抚政策和偷袭计划的破产。明思宗恼羞成怒，处理了招抚官员熊文灿、左良玉等人，同时决定以杨嗣昌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到镇压起义军前线“督师讨贼”。
这时，明军采取重点进攻的新战略：对张献忠部进行武力进剿，对其他义军则“剿抚互用”。明军之所以要以张献忠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下列考虑：一是明军兵力有限，要同时对付各路义军，显然力不从心；二是张献忠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义军，如果将其剿灭，其余各部则容易对付；三是张献忠谷城再起，打破了明廷的抚局，崇祯帝对他恨之入骨。另外，张献忠“曾惊祖陵”，挖过凤阳明祖陵。
崇祯帝对杨嗣昌督师寄予愿望，曾赐诗道：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情，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出任督师后，根据崇祯帝的密谕，决计以张献忠为打击对象，根据从前作战“进止不一”的教训，他决计采取集中兵力、共同行动的战术对付张献忠。为了能使追剿顺利，他还进行了必要的辅助准备。一是任命左良玉为“大将”，直接指挥各镇总兵。一是开展政治攻势，张榜悬赏通缉张献忠，榜上画有张献忠画像，并书《西江月》词道：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之。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北游录》）榜尾大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
张献忠、罗汝才获悉杨嗣昌出马督师后，预感到将有一场恶战。当杨嗣昌在襄阳筹划进剿计划时，张献忠已由湖北西进，转入陕、川交界区，杨嗣昌命左良玉、贺人龙、李国安进剿。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七日，双方交战于四川太平县玛瑙山，义军寡不敌众，丧失三千五百多人，张献忠率残部西撤。三月十五日，双方又于木瓜溪交战，义军失利后转入深山。明军本可利用连战连捷的有利态势，对张献忠继续实施打击，但明军将领不和，为私利而相互指责，张献忠抓住这个机会，率部偃旗息鼓，从山间小路返回湖北兴山、房县。七月，罗汝才部与张献忠合，两人商议挺进四川，摆脱湖北地区重兵围追。杨嗣昌闻讯，亲率将士追击。(www.xing528.com)
崇祯十三年（1640）秋，张献忠、罗汝才联合入川，避强击弱，先后攻占巴州、剑州、梓潼，取得重大胜利。起义军攻下梓潼后，杨嗣昌向明廷请罪，四川巡抚邵捷春、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
同年十一月，起义军又破什邡、汉州、资阳，四川明军组织不起有效防御，处处挨打，杨嗣昌急得直跳脚。十二月，起义军又克隆县、仁寿、德阳、巴州。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起义军出四川入湖广。
张献忠、罗汝才针对杨嗣昌的大军围剿，采取“走以致敌”的战术，充分地发挥了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优势，取得了胜利。从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入四川，到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出川，在四个多月的斗争中，起义军拖着明官兵在四川腹地来了一个千里大游行，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并相机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对于“走以致敌”的战术效果，起义军将士编成歌谣唱道：“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