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崇祯帝的分工协作计划失误

洪承畴关中剿灭义军计划失败后，农民军出现了两个活动中心，一是河南，一是陕西。在河南，崇祯八年八月初，马守应、高应祥等部义军由陕入豫，河南成为义军纵横驰骋的中心战场；在陕西，虽然许多农民军在崇祯八年（1635）后进入河南，但仍有闯将李自成等少数几支义军在陕西活动。

鉴于“关中灭贼”计划的失败和农民军进入河南这一形势，明思宗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尽快剿灭农民军，他在进一步增加进剿兵力的同时，制定了一个“分区协作，共同歼敌”的策略。

所谓“分工”，就是指根据义军在河南、陕西两地活动的现实，分派两个主帅进剿两地义军，一人负责一个地区。具体说来，就是洪承畴负责剿灭陕西义军，卢象升负责追剿河南义军。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下诏令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五省军务，负责追剿河南义军。所谓协作，就是根据义军活动的地域变化，两主帅协作歼敌。具体来说就是如果陕西义军也进入河南，则洪承畴负责剿河南西北义军，卢象升负责剿灭河南东南义军。如果河南义军入陕，则卢象升率官兵入关，与洪承畴合力讨伐义军。

“吃一堑，长一智”。明思宗“分工协作”计划是在总结关中剿灭义军计划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前次关中剿“贼”，洪承畴一人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最后让农民军钻了空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崇祯调整战术，采取分工协作的办法。应当说，这个计划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事实上，这个计划执行后也取得了明显效果。(www.xing528.com)

李自成等在关中的义军队伍，在与洪承畴交战时，败多胜少。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李自成的近八万将士为洪承畴围追堵截，渡黄河没有成功，被击杀者不少，“闯将计穷乞抚”“西走汉中”。崇祯九年（1636）二月，洪承畴与左良玉、柳绍宗合力围攻义军于兰州乾盐池，　“大破之，贼绕寨东走。”（《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崇祯九年（1636）五月，李自成攻榆林，在镇川堡的卧羊山“遭到贺人龙的伏击”，义军损失惨重。

在河南活动的义军也遇到了一系列失败。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十二日，明军大败义军整齐王部，十一月二十日，明军又于龙门白沙击败闯王、扫地王、闯塌王等率领进攻洛阳的军队。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闯塌王、八大王等七支义军十多万人围攻滁州，明守将李觉斯、刘大巩顽固坚守，就在城即将陷落之时，卢象升等率各路军马突然赶到，义军手足无措，“连营俱溃”“闯王精骑损失二千”。二三月间，义军先后在朱仙镇、汝州杨家楼、裕州七顶山等地多次受挫，七月，闯王高迎祥从子午谷进军西安途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的联合截击，不幸被俘，闯王的队伍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流寇数十万，最强无过闯王。所部多番汉降丁，将卒亡命，锐不可当也。对敌有冲锋、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挡也。攻城无不破，对垒无不摧。”（《平寇志》卷二）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失败，对整个明末农民起义军是一个沉重打击，明末农民战争又一次转入低潮。

针对崇祯帝实施的“分工协作”计划，农民军准备不足，一时没有拿出成熟的应对方案，在作战策略上没有认真考虑，仍用从前办法与明军对垒，其结果自然是常打败仗，损失重大。这种不利局面直到清兵入喜峰关，威逼京师，陕西、中原明军奉令调移京畿后，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