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金蝉脱壳，渡黄河南下，实现战略

崇祯四年（1631）冬天以后，农民起义军活动中心地区逐渐由陕西、山西转到以山西、豫北和畿南为主。农民军活动中心的转移是明政府不能容忍的，这是因为起义烈火由边境燃向内地，必然威逼京师，这样的转移对明廷统治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明廷决定加强力量，对起义军实施打击。除动用山西、豫北和畿南的军队外，还从外地调来左良玉、邓圮及马凤仪部等等。

从崇祯五年（1632）初开始，明军与起义军在山西、豫北、畿南地区展开激战，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发生，农民军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紫金梁、八大王、闯将（李自成）、过天星等于沁州、武乡、辽州一带大败明军，并攻下辽州。崇祯六年（1633）正月，义军北攻榆社、和顺、寿阳、榆次，逼近太原。崇祯六年（1633）五月，一字王、领兵王、闯将等九大营，　“自武安南下，围毛葫芦兵四百于河沟村，尽杀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时义军与官兵相比处于劣势，吃败仗多，打胜仗少。为了生存，他们只得东躲西藏，南奔北逃。崇祯六年（1633）夏，对每支义军都能起到协调作用的将领王自用病死济源，农民军一时失去核心，“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义军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崇祯六年（1633）冬，明军云集晋、冀、豫交界地区，主战场移到豫北。三万明军对义军四面围攻，义军活动地域越来越窄，粮食补给越来越困难，面临着被官兵歼灭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义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共谋摆脱困境的办法。长时期的作战经验告诉他们，要使起义军生存和发展，必须采用运动作战的战术，让部队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地区作战，而不能让部队总是在一个固定地区同官军拼消耗。眼下摆脱危局的办法就是渡黄河南下，跳出官兵的包围圈，到新的地区去图生存和求发展。为了顺利地实现渡河南下的战略，义军决定以假降骗敌。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十七日，各支义军将领向屯驻在武安的明廷京营兵统领王朴提出“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愿还故土复业”。王朴及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弭平大患，获取大功的时机到了，便答应了义军“乞降”的请求。

明军停止了对义军的进剿，而义军则以乞降为掩护，向官军及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物，积极准备渡河南下。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冰封成桥。起义军乘官兵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廷防守黄河的军官袁大权仓促迎战，被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便一举突破黄河之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www.xing528.com)

渑池渡河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后，义军摆脱了被局限于山西、豫北、畿南地区的不利环境，广泛地活动在河南、湖广、南直隶、四川、陕西等许多省区之内。明政府彻底剿杀起义军的企图更加难以实现。明末农民战争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农民军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下，采取假降的办法求生存，实属无奈之举，同时，这也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选择，应该说农民军的这种对策是明智之举，但这种办法并不意味着能够达到目的，如果明廷军队对起义军此举的意图细加推敲的话，是能够寻找到应付起义军假降对策的，农民军要起死复生就困难了。只是腐败的明廷将领对此没有足够的准备，这样，起义军便抓住时机，乘雪夜渡过黄河，脱离了敌人的包围，进入到新的地区同明军作战，农民军再度获得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