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元年（1628）七月，陕西府谷、宜川、白水农民王嘉胤、王左挂、王二等在当地聚饥民、抗官府，拉开了明末农民斗争的序幕。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不久， “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成……金锁关诸处，流贼恣掠”。陕西各地都爆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
随着起义人数的增加，起义军队伍得到扩大，到崇祯三年（1630）形成了老回回、八金刚、王自旧、王左挂等多支起义队伍。随后不少义军进入山西，出现了三十六营联合作战的局面。
面对日益强大的起义军，明廷大员和地方官吏急得团团转，对于如何处置揭竿而起的义军，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有人主抚，有人主剿，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提出以抚为主、剿抚结合的对策。
杨鹤之所以提出此策，是基于如下考虑：大量农民加入义军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接连的饥荒使农民无法生存，为了活命，他们才揭竿而起。对于成千上万的饥民，一味用军事手段征剿，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也证明，军事征剿使官兵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减。另外，自崇祯二年（1629）底后，西北地区大批明廷精兵已调往京畿，以抵御满族旗兵南下。在这种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要大规模地征剿农民军也无可能。
崇祯四年（1631）正月，杨鹤上疏朝廷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主张，他说“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如采用征剿之法，需调动大量军队，“行粮犒赏、所费不赀”，其结果仍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当下之计应以安抚为主。要使安抚取得成效，必须赈济灾民，解决饥民的生计问题。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如果只是空言剿抚，不解决饥民的生计问题，则“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崇祯长编》卷四十二）
以抚为主之策提出后，得到朝廷中不少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 “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大焉。活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绥寇纪略》卷一）崇祯帝也赞同，他认为“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便命令杨鹤为主帅，负责招抚之事，同时拿出十万金钱，派御史吴甡前往陕西放赈，“招抚流贼”，并同时发布诏书道：“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恫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国榷》卷九十一）
以抚为主的策略出台后，杨鹤在陕西大力推行，在他的劝诱下，当时陕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神一魁部首先受抚，接着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刘临庵、刘六等部先后受抚，一时间，招抚之策取得了明显效果。(www.xing528.com)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社会问题，从较为长远的利益出发，为明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对农民义军进行招抚，把钱花到赈济饥民上面，帮助农民复故业，这既可以弭患消萌，还可以待农民稳定之后，继续收取赋税。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并且这种政策也一度取得成效，但后来这种政策没有持续下去，以失败而告终。
其失败表现有两条：一是从陕西进入山西的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陕西受抚义军又东山再起，出现“旋抚旋叛”问题。
招抚之策是一个较明智适宜的办法，但为什么会失败呢？其原因有二：一是陕西自然灾害仍然严重，而明政府的赈济又十分有限。连连的天灾人祸，使西北地区衣食无着之人成千上万。而明政府用于赈济的银两仅十万两，加上藩王捐助的五万两及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数量有限的赈济对于数量庞大的流民，无异于杯水车薪。赈灾大臣李继贞也说： “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舍一人，止可活十万，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可足乎？不足则当军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绥寇纪略》卷一）但好帑成癖的崇祯帝是不可能追加赈济的。饥民饥军衣食无着，当然又会拿起武器。“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点灯子、土天猴、浑天猴等义军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月二十九日，李老豺、独行狼等两路义军攻占中部县。
招抚失败的原因之二是主剿派杀降。对于如何对付农民军，明廷内部本来就有主剿、主抚两派。当主抚派全力实行招抚政策之时，极端仇视农民军的主剿派对降服义军却大加屠杀。如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抚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及总兵杜文焕秘密布置，杀害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崇祯四年（1631）四月， “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三十二人”。严酷的现实教育农民军，不能放下武器，唯有斗争才能生存。因此，他们被招抚解散后，又“屯掠”如故，“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崇祯四年五月，“庆阳降贼郝临庵，刘六等”“掠环县，真定”；六月，“降贼满天星、一丈青又叛，掠宜川、洛川”。对于因为官吏劫杀降抚流民而引起的“散而复聚”的现象，主抚的杨鹤曾发布告示，力图加以制止，希望从“免地方之祸乱”出发，要求官军严禁此行，但地方官军对杨鹤文告置之不理，仍是我行我素。
在“降贼”复起情形下，主剿派大肆攻击杨鹤等主抚派，将以抚为主说成是“苟图结局，徇抚讳剿”，是导致“贼势”愈大的原因。糊涂的崇祯帝也认为“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将一切责任推到杨鹤身上。“杨鹤总制全陕，何等权事，乃听流寇猖獗，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差官旗，扭解来京问罪。”（《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杨鹤提出的招抚之策若能够贯彻下去，陕西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可能缓和，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这不能说“招抚”之策有误，只能说明廷大势已去，不具备实施良策的条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