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在熊廷弼的整顿下,辽东形势有很大改观之时,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死去,其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继位不到一月又因服红丸死去,光宗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熹宗继位后,朝内早已存在的党争愈演愈烈,宦官魏忠贤集团又把持朝政,明廷政局极为复杂而混乱。
这时,大臣们要得到升迁,都必须奉依阉党。身性刚直的熊廷弼不愿意在阉党面前折腰,这样就招来不少人的痛恨。对于心怀不轨的朝臣,熊廷弼也不予理睬。浙党姚宗文对熊廷弼不愿意为他在朝中说话而心怀怨恨,便联络阉党御史顾储、张修德等人,联合上疏,说: “熊廷弼出关已一年,不训练军队,不安定人心,滥用酷刑,对后金用兵毫无进展,如果不加以黜罢,辽必不保。”(《明史·熊廷弼传》卷二百五十九)朝廷当政者竟听一面之词,罢免了熊廷弼的职务。
熊廷弼被免职后,袁应泰升为辽东经略,袁“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明史·袁应泰传》卷二百五十九)。他到任后改变了熊廷弼原来的军事措施,变防御为进攻,在对敌人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决计“三路出师”,进攻后金,并且广为招降蒙古饥民,以为能够扩大力量。袁的部下提醒他,“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但他对此置之不理。努尔哈赤派遣众多士卒装成饥民混入明军。天启元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率倾城之兵攻取虎皮驿。沈阳屏藩遂破。三月十二日,沈阳失陷,五天后,辽东首府辽阳又为后金占领,袁应泰自杀。不仅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先后为后金占领,后金又连下三河、静远、镇江等大小城镇七十余座,明廷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局面。
辽沈失陷后,明廷震怒,当权者又想起了熊廷弼。大学士刘一憬说:“如果让熊廷弼留在辽东,则不会招致这样的失败。”熹宗皇帝也认为: “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大的失误,而袁应泰只一次交战,就将祖宗数百年来的疆土拱手送给别人。”(《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补遗)卷二)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廷重新任命熊廷弼为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当时,明廷不少大员对辽东形势认识不清,对军事上是采取进攻战略还是防御战略没有形成共识。熟悉辽东情形的熊廷弼上任后,仍然决计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他的具体办法是:增登、莱、津门三个地点部署防务,将重兵屯驻于山海关,等到关外各镇兵马齐备,增登、莱二地阵地巩固后,从三面“大举并进”。素不习兵的巡抚王化贞轻敌自大,不顾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差距,一味主张进攻后金,收复失地。二人意见相左,“遂成水火”(《明季北略·广宁溃败》卷二)之势。经抚不和,为明军失败埋下了隐患。(www.xing528.com)
正当熊、王二人争执不下时,王的部下毛人龙部收复镇江(今辽宁丹东),王化贞便以此向朝廷邀功,并乘机向朝廷表明自己主张正确,熊廷弼看法错误。明廷昏君不吸取以前数次冒进的失败教训,“举朝大喜”,决定取攻势,并命令增登、莱、天津三地水师两万多人北上向毛人龙靠拢,王化贞率广宁四万兵马进驻辽河,汇同蒙古兵一起向后金军进攻,熊廷弼则率部“居中节制”(《明史·熊廷弼传》卷二百五十九)。但由于熊、王二人不和,明军彼此互相观望,未曾进兵。
面对熊、王二人的矛盾,由于王化贞与投靠阉党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混在一起,张袒护王化贞,其所奏请“无不从”,并令王化贞不受熊廷弼节制。对于熊廷弼的奏请,张尚书则多有指责,这样熊廷弼虽然名义上是经略,实际上权力却掌握在王手中。王化贞驻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屯驻于右屯,仅有士兵五千人。得到朝中支持的王化贞更加一意孤行。天启二年(1622)正月,他上疏朝廷,夸口说要以六万精兵挑战后金, “荡平贼巢”,收复失地。朝中大员,喜形于色,同意了他的请求。
王化贞的轻兵冒进正是努尔哈赤所希望的。正月二十二日,双方交战,王部先锋降后金,引后金兵反攻广宁,王化贞逃跑,广宁为后金所有。随后,后金兵又攻宁远,明兵弃宁远入关内。广宁之败,朝廷震怒,王化贞、熊廷弼均下狱。熊于天启五年(1625)被斩,并“传首九边”。王化贞因为有奸党保护,到崇祯五年(1632)才被处斩。
在袁应泰兵败失地的情况下,明廷重新启用熊廷弼,虽然为时过晚,但还算明智。但这次熊廷弼并没能扭转局势,反而失去广宁重镇,自己也被朝廷处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朝廷错误任用熊廷弼,也不是熊廷弼的御敌策略不好,而是朝廷不该重用王化贞。不知兵战的王化贞实权超过熊廷弼,使熊不能实施自己的战略。而王化贞的策略完全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丢失重镇在所难免。明廷错用一人,导致辽东局势更加吃紧。明廷错杀熊廷弼,无异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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