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严嵩迎合帝意升相国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早年“读书铃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进入仕途后，由于善于见风使舵，讨好皇上，最终成为首辅，权倾一时。

进入仕途后的严嵩深知，要使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必须取得皇帝的信任，而要得到皇帝的信任则必须善于审时度势，了解皇帝的心态，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右侍郎的严嵩奉世宗皇帝命令到湖广安陆祭奠世宗生父的陵墓。事毕还京后，严嵩为了讨好世宗，说道：“臣下奉令祭奠陛下生父，在宣读完册祭文的时候，天降喜雨，秋虹现空，成群的鹤鸟在天空翱翔，当神道碑立定于汉江旁时，江水急骤上涨，这是上天降祥瑞的征兆，请允许臣下撰文刻石记载这一盛事。”爱听好话的明世宗听了严嵩这一番吹嘘，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升严嵩为吏部左侍郎。

爱慕虚荣的明世宗竭力想抬高生父的地位，他在明堂祀其生父，　“以配上帝”，不久，又想将其宗庙迁入太庙。对于这一明显违背封建宗法礼仪的举动，包括严嵩在内的朝臣集体反对。明世宗对朝臣们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著《明堂或问》示廷臣”。极善于见风使舵的严嵩发现风向不对，马上改变自己原来主张，积极为世宗筹划礼仪诸务，使世宗皇帝实现了愿望。严嵩因为出力甚多，被皇帝“赐金币”（《明史·严嵩传》卷三百八）。从此以后，严嵩将全部精力放在献媚皇上上面。

严嵩地位不断上升之时，内阁首辅是夏言。夏言本来也是一个极善于揣摸皇帝心思、讨好奉承皇上的人。史载，夏言每被召见“谈政事”，均“有所缚会”（《明史·夏言传》卷一百九十六），但在见风使舵、讨皇上欢心方面，则远不如严嵩。嘉靖十八年（1539），夏言与严嵩同随世宗去湖广参谒帝陵。谒陵完毕后，夏言请求立即回京。而严嵩揣摩出世宗想要大臣撰写贺表诏示天下的心思，便向皇帝“再请表贺”。世宗非常高兴地说：“礼乐自天子出可也。”下令表贺。从此，皇帝喜欢严嵩而疏远夏言。

明世宗为追求长寿不老，信道士方术，日事斋醮，兴致颇浓。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世宗在西内斋居，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明世宗喜欢戴香叶巾，“命尚方仿之制沈水香为王冠，以赐言及嵩等”，夏言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愿穿上。而严嵩则在召对之日，　“故冠香叶，而冒轻纱于外，令上见之”。明世宗从此更加恨夏言而喜严嵩了。

严嵩不仅善于见风使舵，而且还善于忍耐。严嵩与夏言是同乡，严嵩较夏言先中科举，而官位却在夏言之下。对于这一点，严嵩觉得很不公平，但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表面上得对夏言毕恭毕敬，经常摆酒席宴请夏言，主动到夏言府宅拜访问安。而夏言认为严嵩才能“实下己”，多次借故不见。对于夏言的轻视与冷落，严嵩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充满了对夏言的仇恨，发誓要取代他的位置，而夏言对此毫无察觉。(www.xing528.com)

夏言遭明世宗冷落后，十分害怕被驱逐，此时严嵩已得到皇帝信任，夏言为保住自己位置，到严嵩府宅，想请求严嵩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好话，可狡猾的严嵩根本不与夏言见面，而是到世宗信任的方士陶仲文家，与陶商量，如何攻击夏言，取代其位。夏言发现了严嵩的阴谋后，唆使手下在皇帝面前状告严嵩，但此时的明世宗对严嵩爱意已深，根本听不进大臣的进言。严嵩见夏言欲置自己于死地，便充分利用皇帝信任自己的机会加紧反击。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多次见皇上，每次都在皇上面前叩头哭泣，诉说夏言居高临下，欺侮自己。明世宗便手敕礼部，“历数夏言罪”，同年七月，削去夏言首辅之职。

夏言去职，严嵩扬眉吐气。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此时年过六旬的严嵩精神抖擞，“不异少壮”（《明史·严嵩传》卷三百八）。为了进一步往上爬，严嵩装出一副勤政的样子，从早到晚一直在西苑板房工作，且不回家洗澡。世宗皇帝知晓此事后，　“谓嵩勤”，对他更加信任了。

夏言削职后，严嵩虽然受重用，但毕竟还没当上首辅，这时的首辅是翟銮，严嵩对翟銮位居己上十分不满，“终恶銮，不能容”。为了搞垮翟銮，他四处找机会。

嘉靖二十三年（1544），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与其老师崔奇勋以及翟銮亲戚焦清同时中进士，严嵩认为其中必有诈，便令其党羽给事中王交、王尧上奏皇上，言四人考试作弊，请求弹劾翟銮。八月，翟銮被削职为民，严嵩终于夺取了首辅之位。

严嵩能当上首辅主要是因为他能够迎合帝意，同时，在政治斗争中善于审时度势，当自己力量不够时，采取忍耐策略，一旦条件成熟后，则立即反击，结党营私，罗织罪名于政敌，显示出老道政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