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首辅张璁与夏言的政治斗争

夏言，字公谨，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嘉靖初年为兵科给事中，参加过清理畿辅庄田的活动。嘉靖初年，首辅张璁以礼仪功臣自居，锋芒毕露，排斥异己，引起许多朝臣不满。由于张此时深得世宗宠信，且位居首辅，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后来，随着告发张璁的人日益增多，皇帝对他也渐渐厌恶了。

“性警敏”的夏言，是一个非常注意吸取经验教训、具有远见的人物。鉴于张璁锋芒毕露、目中无人、惹怒皇上、得罪下臣的教训，夏言一开始走上仕途便注意收敛自己，含而不露，采取顺上悦下的策略，时间一久，夏言便博得满朝文武的好感，由于他善于写青词，也得到世宗皇帝的赏识。

世宗皇帝是一个极为讲究礼仪的帝王，　“大礼仪”之后，世宗“遂以制作礼乐自任”（《明史·张璁传》卷一百九十六）。当是时，“帝锐意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合，并日月而四”。

对于世宗这一建议，作为首辅的张璁“不敢决”。夏言则投帝所好，向世宗上疏道：“自古帝亲耕，后亲蚕。”请世宗“亲耕南郊”，请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世宗认为，夏言的这个“南北郊之说”与自己的“分建二郊”主意相合，便令首辅张璁向夏言说明己意，要其论证“分祭”的合理性。夏言不仅证明了“分祭”的合理性，而且进一步提出“分祀天地”的主张。朝臣对这一主张纷纷反对。明世宗将反对最激烈的詹事霍韬下狱，同时下诏书奖励夏言，赐四品服俸，并且采纳了他“分祀天地”的建议。

初尝胜果的夏言并不满足，继续在礼乐方面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赞成二郊配飨议”“赞帝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这些都是世宗皇帝极力想实现的，夏言因为这些主张“大蒙帝眷”，更加受到皇帝器重，嘉靖十年（1531）三月，夏言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

夏言的崛起引起了首辅张璁的忌恨，为了保持自己在皇上面前的绝对地位，张璁便处处与夏言为难，夏言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两人矛盾越来越深。(www.xing528.com)

嘉靖十年（1531）秋，鉴于武宗无子，为寻找皇位继承人而颇费心神的前鉴，行人司正薛侃上疏言道：　“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师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飨。”“乞寻旧典，择亲藩贤者居京师。”　“以待他日皇嗣之生。”当时，“明世宗方祈嗣”，忌讳这类事情，一怒之下，将薛侃下狱审讯，并要求薛交代主使者。

薛侃在上此疏之前，奏疏曾让张璁党羽太常卿彭泽看过，彭泽预计此疏上奏后，会“触帝讳”而兴大狱，认为可利用此机会诬陷夏言，讨好张璁，又将疏草让张璁看，而后，彭泽对薛侃说道：“张首辅认为此疏很好，这是事关国家大事，定会从中支持。”并催促薛侃及时上奏。张璁看过疏草后，将之抄下，交给了世宗，并称：“这一奏疏出自夏言之手，皇上不要先发，等待上疏。”当皇帝将薛侃下狱审问时，彭泽暗示薛侃，说此事为夏言主意，但薛侃没有顺从，而是和盘托出真相，世宗知真情后，十分气愤，斥责张璁“忮罔”，命他告老还乡。一心想除掉夏言的张璁，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宗对夏言本有好感，在张璁陷害夏言后，夏言在皇帝心中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久，夏言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为礼部尚书后，世宗皇帝的“制礼作乐”多为夏言所为，当时的阁臣翟銮、李时能力太差，对礼乐之制不熟悉，“仅充位”而已。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夏言入阁，参与机务，此时夏言虽不是首辅，但“政多自（夏）言出”。不久，夏言取代李时，成为首辅。

夏言之所以从一般官僚荣登首辅之位，除其有一定能力外，主要是紧紧抓住皇帝心理，投其所好，取得皇帝的信任。另外，在同张璁斗争中，夏言处事谨慎。张璁则由于位居高职后，对形势认识不清，设置陷阱，最终为皇帝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