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朱棣尊儒隆礼合士大夫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是维系王朝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对封建纲常礼仪的诠释权掌握在儒生士大夫手里。因此，得到儒生士大夫的支持，王朝就事出有名，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王朝的军政举措会遭到“违礼制”的指责，进而整个国家的臣民就会对政策法令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王朝统治就难以维持下去。因此，各朝都以争取士大夫的支持为第一要务。对于得位不正的朱棣来说，得到士大夫们的支持显得更为重要。为了争取这帮文人，他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

第一，广行仁政。洪武时期，为政苛猛，　“几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及亲友。”不仅百姓提心吊胆，官僚士大夫也忧心忡忡，为官有“如作虎穴游”。残酷的文字狱更是弄得江南士大夫人心惶惶。人们期盼着朝廷能够行仁政，为社会提供宽松的环境。建文新政得到不少人支持就是例证。聪明的朱棣看到了天下人特别是封建士大夫对洪武苛政的疾恨，对宽仁政治的渴望，下令实行“宽猛相济”的政策：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汉唐宋，率由兹道。舜诛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声教达于四海；周公相武王灭国五十，至成康而后，刑措不用；……宋初，太祖惩五代之乱，用刑颇重，咸平以后，务从宽仁，载之前史，可考见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奋起布衣，当胡俗沈浸百年之后，奸雄睥睨反侧之余，拨乱反正，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缵成大统。……尔文武群臣，尚思各共乃职，敬乃事，勿为朋比，勿事贪黩，勿恣情纵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钦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尔惟，钦此。（《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朱棣在这份宣言中，表达了慎刑宽仁的思想。这给渴望“仁政”的地主士大夫莫大的安慰。他们对朱棣政权产生了好感。(www.xing528.com)

第二，开科取士。施“仁政”是朱棣争取士大夫的第一步，但仅有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朱棣深知要取得士大夫的支持最有效的办法是给他们实惠。对于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最大的渴望、最大的实惠是入仕朝廷。为此，朱棣决定更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吸纳更多的士大夫参与国家管理。永乐元年（1403），在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会试，录取人数达四万人，这个数字与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录取人数相同，是明朝的最高数。针对朱元璋压抑南方士大夫，朱棣反其道行之，大量录取南方知识分子。永乐二年（1404）录取的四百七十二人中，一、二甲共九十六名，全为南士，三甲三百七十四人中，南士占三百三十五人。广开科举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

第三，尊孔重经。孔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谁祭奠孔子，谁就会得到儒生的支持，谁就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正统地位。朱棣十分注重尊孔。在靖难之役中，当他率师南下经过孔子故乡时，为表示对圣人的尊重，他命令将士不得入境骚扰。登基后，他又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祭孔活动。永乐四年（1406）二月初一，朱棣向群臣言道：　“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道之在天下，载于六经，天下不可一日无生民，生民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朕将临国家躬礼孔子，以称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天府广记》卷四十三）三月初一，朱棣率群臣至孔庙，行超逾常规的四拜之礼，随后到太学，授《五经》给国子监祭酒，并率群臣听经师讲经。国子监的儒臣为这空前的礼遇而陶醉。

为了更为广泛地将士大夫笼络起来，朱棣下令开馆修书。他将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请到京师，修《大诰三编》《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后来又修《永乐大典》。看到儒家经典刊行于世，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朱棣的尊儒隆礼政策，赢得了士大夫的广泛支持，他们纷纷与永乐政权合作。《明史》详细记载了这种情形：“当是时，海内一，垂五十年。帝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士大夫对朱棣评价也很高：“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纯质之俗，斯民皆诚笃之行，而况左右供奉之臣哉！”（《东里文集·朴斋记》卷三）“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的目标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