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韬略：皇权巩固，废相揽大权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二者间为了权力常发生矛盾。正因为相权对皇权有极大威胁，历代帝王为巩固皇权都想方设法，限制相权。汉武帝为了限制丞相权力，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参事，同时，大力选拔中下层官员作为高级侍从，重用尚书、中书、侍中，以他们组成“中朝”，作为实际决策机关，架空丞相。这样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权力被严重削弱，成为一般执行机关。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限制三公权力，置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同时扩大尚书台权力，解除三公对政务的直接管理。唐代，创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为限制宰相权力，三省长官不全部设置。后来，又规定低级官员如加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可成为宰相，三省长官若不加“同中书门下”名号，就不是宰相。宋代对宰相权力进行分割，设“参知政事”为副贰，分享部分相权，同时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宰相剩下的权力便极为有限了。

朱元璋对于丞相对皇权的威胁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元亡原因之一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之故也”。在比较了历史上限制相权的方法后，他认为这些办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相权，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丞相对皇权的威胁，他说：“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从君之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他实行了一种最有效办法：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

朱元璋废相决定不是偶然的，它是明初政治关系运行的必然结果。明初，仿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设左右两丞相。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右丞相徐达长期领兵在外，左丞相李善长年老谨慎，做事小心翼翼，皇权与相权矛盾不大。

胡惟庸为丞相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洪武四年（1371）初，李善长致仕。六月胡惟庸继为左丞相。胡仗自己是开国元勋李善长的亲戚，独断专行，结党营私。“生杀黜陟，或不奏独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功臣武夫失职者，竞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明史·胡惟庸传》卷一百八）在胡周围，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主要人物大多是太祖起兵过程中吸收的元军降将降官、汉地主武装头目及一些封建士大夫，由于他们多是淮西人，人称“淮西集团”。

淮西派势力的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官僚的利益。以刘基、徐达为首的浙东集团对淮西派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矛盾逐步公开化。(www.xing528.com)

在两派斗争中，淮西派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向太祖报告了胡惟庸所做的不法之事，胡知晓后，设计害徐达，险些得手。刘基因为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被胡借故革职，最后被毒死。在打击了浙东派主要头目之后，胡党气焰日益嚣张。胡“僭用黄罗帐缦，绘以金龙凤纹”。（《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三）“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笋，出水数尺，谀者争以符瑞，又言其祖父事世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胡惟庸盖吉自负，有异谋矣。”（《明史·胡惟庸传）卷三百八）对于这一切，朱元璋已有所闻，他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在等待时机。

胡惟庸的放纵，终于惹出祸来。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汪广洋等藏匿贡物不奏，被太监发现。太祖知晓后，下令“查办大臣，尽囚诸臣，穷诸主者”。不久，汪广洋被处死。太祖又以汪广纳没官妇为妾，下令查胡惟庸及六部属官之罪。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有人向太祖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旋即下令逮捕胡，并以“擅权枉法”罪将胡惟庸处死。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下令废丞相及中书省，并宣布：　“今后有敢奏言立中书丞相者斩。”秦汉以来沿行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隋唐以来沿袭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从此被废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彻底解决了，皇帝的权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相权过大、制约皇权的教训，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从根本上废去丞相，使影响皇权的相权彻底消失，这对加强皇权确实作用不小。但是影响皇权的因素是多样的，丞相影响皇权问题解决后，但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丞相被废，皇帝精力有限，不得不成立一个机要秘书处来协助他。这个秘书处，就是“内阁”。内阁虽依附于皇权，但又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渐渐，原来的相权又转移到内阁中去了。铁腕阁臣擅权便可能出现，这对皇权同样不利。可见，废相废省，得失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