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略定远之时，朱元璋就注意网罗人才，冯国胜、陶安、朱升、李善长等江南名士纷纷归附朱元璋。朱元璋广揽人才、珍惜人才，士大夫看到他礼贤下士，欢呼道：“我辈有主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冯国用，定远人，“喜读书，遍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朱元璋打下妙山时，冯国用与其兄冯国胜率部来归。朱元璋久闻冯国用为江南名士，对其礼遇甚厚。冯十分感激，他向朱元璋献计道： “大江以南，金陵为最，龙蟠虎踞，向属帝王都会，公既率师南略，请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民水火，倡行仁义，勿贪子女玉帛，天下归心，不足定也。”（《明史·冯国用传》卷一百二十九）朱元璋后来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采用了这种策略。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李善长前来拜会。朱元璋“知其为里中长者”，对他十分尊敬，并聘他为谋士，“掌书记”。朱元璋向李善长请教：“如今天下战乱不已，什么时候才能安宁？”李善长答道：“从前暴秦不道，海内纷争，汉高崛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崩裂，与秦末相同，公系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钟毓公身，若能效法汉高所为，亦当乎定中原，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么？”（《明史·李善长传》卷一百二十七）
当涂人陶安是朱元璋打下太平后礼聘到的儒生，他向朱元璋建议道：“方今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明太祖实录》卷三）同时，陶安对金陵的战略地位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金陵是过去帝王建都之所，攻取它，可以以此为据点，攻取四方，天下即可平定。”（《明史·陶安传》卷一百三十六）
休宁人朱升，“自幼力学”，满腹经纶。朱元璋攻取浙江，得到了江南大片土地后，其实力已十分强大。此时，不少人建议他打出自己的旗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接受了朱升的建议：“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卷一百三十六）奉北方红巾军为正朔，希望以北方红巾军大旗做掩护，“静看颉颃”。对于小明王，奉之甚厚，所书文告不称圣旨，但在具体事务上又不听从小明王号令，而是自己独立行动。(www.xing528.com)
上述诸谋士的建议在后来朱元璋与群雄的较量中、同元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吸纳人才的范围极为广泛，除重用有影响的饱学之士外，也录用有一技之长的一般士大夫。除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外，也接纳元朝的官僚、将士。李善长、刘基、冯国用被委以要职，陶安、叶琛、李习、许湲被任命为知府。“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元将康茂才善于管理，朱元璋授他为营田使，负责管理垦荒屯田事务。秦从龙被朱元璋礼聘为高级顾问。“事无大小，悉与之谋。”（《明史·秦从龙传》卷一百三十五）元降将行省元帅胡深被任命为浙东行省左右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对于效忠元朝的“殉节”官吏，朱元璋也大加褒扬， “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如取集庆后，他厚葬元将福寿，“以旌其忠”。
行兵布阵，贵在有谋。谋士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胜过千军万马。三国时期，刘备当初由于没有谋士相助，手下虽有关羽、张飞等勇将，但还是被人杀得七零八落、东躲西藏。为改变被动局面，他三顾茅庐，请出谋士诸葛亮，此后，刘备便有了明确的进取目标，在具体的战斗中，调兵遣将，使用计策，恰到好处，彻底改变了从前流寇地位，成为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一方。朱元璋对于谋士的作用十分重视，他用各种方式招揽人才。刘基、宋濂、朱升等可以说是当时的奇才，朱元璋得到了他们可以说就具备了其他军事集团无法比拟的力量，朱元璋在后来的军事斗争中，采用他们的建议，取得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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