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南下与庚申之难：苏州古城的历史回顾

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清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宣告灭亡。六月初三，清军到达无锡，次日，明朝常镇监军杨文骢等瓜分库银后从葑门逃走，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苏州，“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痒友亦投谒往见，乡绅沈去疑为先”。

守城将士的逃匿和士民百姓的投诚，一方面使苏州古城免遭兵燹之灾，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鼓舞了清朝统治者的信心，使清廷误以为南方的士民都是软骨头，所以，摄政王多尔衮下发严令，无论军民都必须遵循满族习俗，在半个月内进行剃发，违者杀无赦。但是，让多尔衮没想到的是，南方士民并非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其骨子里的血性犹在。这道剃发令遭到南方士民的顽强抵抗，引发了如火如荼的抗清浪潮。其中，起到引领作用的就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认为，朝代鼎革，易姓改号，是为亡国，而改变原来的文化传统，使其由“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则是亡天下。“保国”是朝廷肉食者的责任，而“保天下”则人人有责。这种强烈的保种保族的思想激发起江南士民的抗清热情，“三吴之举义旗者，蜂屯蚁聚，自京口以至余杭，在在杀长吏以应”。

江南士民的反抗，带来的是清廷的血腥镇压，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昆山满城被屠。当起义遍布苏松太地区的时候，清军大将多铎调集大军进行镇压，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十五到七月初六，昆山坚守21天后终被攻陷，清军屠城3日，“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计逸者十之一，藏匿免者十之一”，共有4万人遇难，其中包括顾炎武的两个弟弟，顾炎武也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就是在这样残酷的镇压下，江南士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反抗清廷的统治，像文震亨绝食而死；前明礼部侍郎徐汧赴水而死；天文学家王锡阐先后自缢、投河、绝食都未果，仍然拒绝出仕清朝，最终贫穷而死；而著名文人叶绍袁则以出家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反清的立场。

然而，还是应了那句话：“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在封建社会，书生要想光宗耀祖，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随着清廷在江南统治的逐步稳定，江南士子在经过几年的抗争、观望之后，最终还是抵挡不住科场和名利的诱惑，纷纷走进考场。顺治五年（1648），江南乡试，那些名节相守的人士，绝大多数走出家门，进入清朝的考场。当时就有人写诗嘲笑说：“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然而，江南士子的屈服并没有让清廷改变对江南的高压政策，一直到康熙前期，清朝统治者始终采取压制、打击南方士人的方针。他们不仅在中枢权力机关排斥江南士子，而且在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对江南赋税的搜刮，其严苛程度甚至超过了明朝。不仅如此，清廷还通过哭庙案、奏销案、科场案等一系列政治大案，对南方士绅进行无情打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南巡才逐渐得到改观。

康熙第一次到苏州是在1684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三年，但是，这次南巡康熙对苏州的印象并不好。

康熙于十月二十六日到苏州，二十七日游览虎丘，二十八日就离开苏州到无锡去了，在苏州连头加尾算上也只有三天时间。康熙在登临虎丘之后，对身边的大臣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至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反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之象。”由此可见，苏州留给康熙的印象并不好。不过，这也难怪，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纵观整个清朝历史，小农经济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闭关锁国也一直是清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而这种国策，与明朝中后期江南就已形成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状况格格不入。明朝中晚期，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土地、税收、货币的改革，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十分发达，而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地区自古崇尚浮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助长这一风气。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的康熙，对这种奢华之风自然看着心里不舒服，对苏州的第一印象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五年之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第二次南巡。这次康熙在苏州待的时间比第一次长，前后共有七天时间。康熙于二月初三到苏州，初六到吴江，然后去绍兴和杭州。二月十八日返回吴江，十九日驻跸苏州，二十二日离开苏州北上。但是，这次南巡，康熙仍然对江南风俗极为不满，认为“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而最让康熙不满意的是，江南“民间习尚，好为争讼”。康熙认为，民间好讼，带来的弊端就是官吏夤缘为奸，勒索敲诈，百姓“小则损害物力，大则倾陨身家，其为蠹害不可胜言”。

在康熙这种“无讼”吏治思想的指导下，江南官吏开始大力整顿官场习气和民间风气，从汤斌毁淫祠，立社学，厚风俗，使民去奢华；到陈鹏年严滥差，戒奢侈，驱流娼，惩赌徒、讼师、拳勇、匪类，然后民风为之一变。所以，到康熙第四次南巡的时候，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时，似觉丰裕，大约任地方督抚者安静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在康熙眼里，官员不扰民、百姓不诉讼，才是太平盛世。两年后，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又对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说：“迩来习俗颇觉淳厚，词讼已减大半，生聚稍加殷繁，雨旸有时，麦田茂美，朕心甚慰。”

这种变化，不仅使康熙作为皇帝“朕心甚慰”，而且对江南士民来讲，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每次康熙南巡，都会给江南人民带来令人欣喜的“大礼包”。康熙南巡的过程中，不仅对勤勉有政绩的官员给予各种形式的表彰和奖励，对曾经犯过错误而被责罚的官员也给予豁免，而且对农民多年积欠的钱粮也常常一笔勾销。两淮盐商们也可以减免部分盐课，同时，江南科举考试名额也被增加，甚至罪犯也会获得减刑释放。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大礼，当然会受到江南士民的热烈欢迎。所以，苏州人对康熙南巡的欢迎场景一次比一次盛大。第一次康熙来去匆匆，《清实录》没有记载，从第二次开始，苏州“阖郡士民迎驾”，第三次南巡苏州“阖郡绅士军民跪迎圣驾”，第四次南巡“苏州府属官兵士民齐集行宫，跪留圣驾”，第五次南巡苏州“阖郡文武官员及绅衿军民等夹道跪迎，瞻仰天颜，欢声腾沸”，第六次南巡更是“欢声雷动”，可见康熙南巡受欢迎的程度，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清廷对江南士民态度、政策的变化。

如果说康熙南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抚江南士民、调整南方政策、收服士民人心的话，那么，乾隆的六次南巡，则完全是炫耀政绩和游山玩水。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处处学习康熙，却不知时变，顽固不化，六次南巡除了劳民伤财外，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就连把皇位禅让给儿子之后的乾隆自己也反思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可惜，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错过了中国转型的最佳时机，闭关锁国导致后来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最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苏州也因为上海的开埠和太平天国的冲击陷入长达一百多年的沉寂。

1840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式开埠。之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苏州在江南区域中心的地位被全面取代。上海开埠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苏州经历了千年兴盛之后退出区域中心的重要标志。(www.xing528.com)

上海取代苏州，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上海所处位置的天然优势决定的。英国人福钧在《中国、印度茶乡之行》中写道：“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出海口，是进入长江的门户，又处在中国南北海岸线的居中位置，不仅拥有天然良港，而且拥有广阔的腹地，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眼光，一眼就看中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

其实，在上海正式开埠之前，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地位已经不断凸显。聂宝璋先生在《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中写到，道光十八年（1838），由于上海“濒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由此可知，海上商路被打通之后到上海开埠之前，虽然苏州仍然是长三角地区商业物流的主要目的地和转运中心，但是，上海作为主要港口的地位已经在不断上升，而随着气候的变化、水旱灾害的频仍和运河体系的瓦解，苏州被上海取代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进入19世纪，中国进入自东汉以来的第四个小冰河时期，气候开始变冷，江南一带灾害频发，连续近百年处于高频次、低烈度的水旱灾害交替的状态，导致江南地区农业受损进而影响到工商业的日趋衰落。李鸿章在《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江南水旱灾害频仍，除了气候的变化外，与清政府在河工上的不作为有着直接关系。有清一代，除了康熙把漕运作为三大国策之一，大力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泛滥外，其后的历任皇帝虽然在河工上投入不少，但是效果并不好，尤其是江南河道和水系，长期没有得到彻底疏浚，“江苏泽国也，而水利湮废，且数十百年。嘉庆甲子大水，江浙两省会议疏浚者，累年竟无成说。道光癸未，水尤甚，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被灾，为雍正乙巳以后所未有。其明年，议者以为太湖之源来自湖州七十三溇、宜兴百渎者，半就湮。其委归于元和宝带桥、吴江垂虹桥者，半就塞。两省会同勘估疏浚，而尾闾之吴淞江则估而未办。浏河、白茆塘并未议及。”水系、河道的淤塞和太湖水利工程的年久失修，导致江南地区出现季节性的水、旱灾害，致使农田出现大规模的歉收，必然影响到其他领域的经济发展，动摇苏州作为江南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

不仅如此，水系、河道的淤塞和破坏，也严重影响了航运的发展，最终导致运河体系的全面瓦解，致使苏州赖以繁荣发展的内河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崩溃。浏河港在明朝后期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也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然而，到了清朝以后，浏河港却屡兴屡废，最终因为淤塞严重，导致原来停泊在浏河港的船只转往上海，“河口陡涨横沙，巨艘不能收口，商贾鲜至，阛阓萧条”。最终使得“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从此失去往日的繁荣。而大运河向来水源不丰，需要常年从黄河引水，但是黄河泥沙逐年累积，并流入大运河，造成大运河河道泥沙淤积，到道光初年，大运河已经是“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严重影响漕运。但是，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禁海政策，就算运河淤积难行，也仍然不准开放海禁。到了道光五年（1825），黄河泛滥，夺淮入海，从长江到黄河一线的运河全部被泥沙淤为平地，漕运、盐运被中断，江南的粮食无法运抵京城，清政府才不得不在道光七年（1827），允许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可以雇船将粮食由海道运往天津，但是，其他地方仍然只准按照原路运往京城，一直到咸丰元年（1851），清政府才正式同意“将来岁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新漕照案改由海运”。至此，海运正式代替了运行了几百年的内河漕运。到了清末，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运河体系彻底解体，苏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说上海的开埠、运河体系的崩塌只是使苏州失去区域中心地位的话，那么，太平天国的入侵则是导致苏州彻底陷入沉寂的主要原因。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等人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仅仅两年多时间，就于咸丰三年（1853）三月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为了围剿太平天国起义军，清政府在南京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并在苏州设立军需总局，负责江苏全省的军事后勤，承担军队所需的火药、铅弹以及水陆运输舰艇的筹备工作。然而，腐败至极的清政府及其军队，不仅没有消灭太平天国起义军，反而被太平军所击溃。咸丰十年（1860）五月，太平军在击败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后，开始进行东征，挥师进攻常州、苏州、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决意死守苏州。但是，由于苏州的兵勇只有一千多人，徐有壬决定“添雇壮丁一万二千名，分布城厢内外，会同团练按段巡防”。在南京、常州战败的总兵马德昭逃到苏州后，徐有壬叫马德昭布置城防，但是，马德昭提出焚毁沿城民房，以免太平军利用民房接近城墙。“徐抚遂出三令箭与之，首令居民装裹，次令移徙，三令纵火。马部兵以三令一时出，顷刻火光烛天。徐率僚属登城坐观，署臬司苏府朱钧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乱，广、潮诸人尽起，溃勇亦大至，纵横劫掠，号哭之声震天，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阊、胥两门外烈焰四起，抢掠大乱，连烧十里许，三昼夜不熄。”李寿龄诗云：“溃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扃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太平军还未打到苏州，苏州守军和地方官员已经自乱阵脚，成为残害百姓的主力，真是可悲可叹！

5月23日，江南大营主帅和春从丹阳逃到苏州，徐有壬不肯接纳，关闭城门不让和春进城，和春在浒关自缢身亡。5月26日，和春的尸体被抬进苏州城，数万败兵溃卒接踵而至，整座城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民众纷纷逃难。5月30日，李秀成攻克无锡，31日，太平军前锋抵达苏州，直扑阊门，徐有壬带兵固守。6月2日，候补道员李绍熙、候补知府何信义在阊门、胥门开门迎降，至此，苏州城被攻破，徐有壬投池自尽，马德昭等逃亡上海。

这场被称为“庚申之难”的战争，导致苏州“死人无数、毁房无数、荒地无数”，原来阊门外的商业中心化为灰烬，苏州的绅商地主纷纷逃往上海的租界避难，苏州人口从340万锐减到不足130万，庚申之难成为苏州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同治二年（1863），冯桂芳在《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中说：“某等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到左右，蹂躏尤甚。……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州可知。”也就是在这一年，李鸿章的淮军在戈登的洋枪洋炮助攻下，收复苏州，一年后，太平军起义被彻底镇压。上海人毛祥麟送子侄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沿途所见，惨不忍睹：“自沪至昆，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境，转慌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外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幸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

从此，苏州成为“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苏州古城也在这种宁谧中不断地走向沉寂。

干将河　高榴松陈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