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君王历来就有让贤的传统，泰伯、仲雍为把王位让给弟弟而跑到了荆蛮之地，500多年后，泰伯、仲雍的后代季札则为了逃避王位而一再辞让。笔者一直在想，如果当时季札没有推辞，而是继任了吴国的国君，吴国是不是就会像鲁国一样变成一个礼仪之邦，从此与邻国和睦相处？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但是，有一点笔者坚信，如果季札继承了王位，也许孔子就可以在吴国实践他礼治天下的梦想，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可能少了一位贤者，苏州沧浪亭500名贤祠也就没有了季札这一吴中第一贤人。
1827年，在重修沧浪亭的时候，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搜集吴郡自古至今的名贤画像500多幅，摹刻在沧浪亭之中，史称500名贤祠，而名列第一的就是季札。
季札之所以能够排在名贤祠的第一名，除了因为他出生在春秋时代、是苏州最早的名士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当之无愧称得上是“吴中第一贤人”这一称呼。笔者无意于全面介绍季札的生平，只想从史料中摘取他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来证明季札的贤明：一是一场音乐会，二是一次赠剑的经历。
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我们惊讶地发现，司马迁肯定是季札的崇拜者、仰慕者，甚至是追随者。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整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季札，而整个吴国600多年历史、25个国君却通通变成了寥寥的一笔，甚至连泰伯奔吴这样的大事，司马迁也仅仅用了120个字，却用了足足600多字来描写季札所听的一场音乐会。
能让惜字如金的司马迁不惜笔墨加以描述的音乐会肯定不同凡响，也一定有着非凡的意义和影响。
这场音乐会发生在公元前544年的鲁国。这一年，辞让国君位置的季札离开吴国，踏上了出访中原各国的征程，第一站就来到了礼仪之邦的鲁国。鲁襄公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场音乐会不亚于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经典曲目。鲁襄公一口气让乐师给季札演奏了22首《诗经》的曲目，而每演奏完一曲，季札都要做出一番确当而精彩的评价。(www.xing528.com)
前文已经提到，当年寿梦到访鲁国的时候，鲁成公仅仅给他演奏了4首，我们要知道，寿梦可是一国之君，而季札只不过是吴国的一个王子，虽然季札代表着吴国出访，但其身份无论如何不能和国君相比。笔者不知道当时鲁襄公出于何种目的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在一个蛮夷之国的人面前故意炫耀中原礼仪的优越，也许是为了故意为难季札，因为鲁襄公怎么都不会相信一个来自蛮夷之国的人会对《诗经》有着这么多的了解和这么深刻的理解。然而，让鲁襄公瞠目的是，季札不仅听懂了每首曲目的意蕴，而且对每首曲目的评价都恰到好处。在听完《齐风》后，季札说：“泱泱大国的歌曲就像大海一样，齐国的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在听完了《大雅》后，季札说：“轰轰烈烈，有柔有刚，这是在歌颂周文王的德行吧。”
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当时鲁襄公听到季札对《诗经》这么美妙的评价之后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季札的这一表现不仅让鲁襄公刮目相看，也让中原人彻底改变了对吴国蛮夷之邦形象的看法，不然司马迁也不会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写季札在鲁国的表现。要知道，在《史记》中能够对《诗经》做出评价的，除了季札就是孔子了，而季札在鲁国评论《诗经》的时候，孔子只有8岁，可见季札出访中原的影响之大和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能够说明季札是位大贤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挂剑赠君。季札在去鲁国之前，途经徐国，徐国的国君在接待季札的时候看上了季札所佩戴的宝剑，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要。季札从徐国国君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心思，但是，因为自己还要出使其他国家，而作为吴国的使者，如果没有佩剑的话是一件失礼的事情，所以季札当时并没有把佩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等他出使完中原各国回来经过徐国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已经病逝，季札就特意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吊唁，并解下佩剑挂在墓前的树枝上。看到季札的这一举动，他的随从很是不解，季札就对随从说：“我当初已经在心里默许了把宝剑赠送给他，虽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内心当初的许诺。”
“长剑许烈士，寸心报知己。死者岂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让国心，耿耿方在此。”这是明代大诗人李东阳所写的一首《挂剑曲》。安徽马鞍山出土了一件漆器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同样证明了这一事情的真实存在。而在今天江苏省范围内，季札的墓地至少有五处之多，每处墓地上都有一块十字碑文，据说这是孔子亲自为季札写下的碑文。2 500多年来，吴地人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祭奠着季札，中国的文人也早已把季札作为完美的典范留在了集体记忆里，让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季札作为寿梦的小儿子，从小生活在王室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肯定的，而寿梦也对这个小儿子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甚至不惜打破嫡长制的规矩也要把王位传到季札手中。可惜季札最终也没有接手这个人人向往的王位，而是选择了一再避让。我们不知道季札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天苏州人温文尔雅的性格、崇文重教的传统、兼收并蓄的精神，其实从季札的身上就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从这一点讲，季札确实不愧为“吴中第一贤人”。当然，苏州文化精神内核的形成绝非季札一人之功，而是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包括孔子的学生颜回、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顾陆张家以及大量南迁士族，两宋时期的范仲淹、范成大等名臣名士、缙绅大族的不懈努力和长期熏染，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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