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史之例，言地必先言天，盖本《周官·保章氏》“星土辨九州”之意。按《唐天文志》曰：“东井居两河之阴，当地络之西北，华阴以西，北地是。”《东汉郡国志》曰：“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高陵弹丸区。”则分星自统于府。而《通典》以觜觿参得汉之高陵以东地，则地实入觜参。然天象渺远难致，不具论。若夫古“王度地居民，首重疆域，则建革之故，流峙之要，沟洫之利，古迹之遗，安可以不详也”。述地理志第一。
高陵在虞、夏为雍州之域。《禹贡》：“泾属渭汭。”《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川泾汭，其浸渭洛。”今泾渭合流实在县境，郡县释名高陵，秦县名。《尔雅》：大阜曰陵。郭子章云，县南有奉正原，高四五丈，高陵之名所由昉也。《元和志》：高陵为秦旧县，孝公置路史。高陵邑，秦昭王弟高陵君封。西汉属左冯翊。《汉书·地理志》：太初元年，改左内史为左冯翊，县二十四。高陵为冯翊治次一，阳陵次二十三。《汉书·景帝本纪》：五年作阳陵邑。《地理志》：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寰宇记》：阳陵故城在咸阳东北四十一里。《禹贡锥指》：高陵西南三十里有阳陵故城，其说虽互异，而阳陵自属析县地而增置，谓即改高陵为阳陵者，非也。莽改阳陵为千春。《水经注》：左辅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东汉县为左冯翊治，属京兆。《玉海》：建武十五年改属京兆。《关中记》：光武东都后，冯翊出治高陵。《禹贡锥指》：今县西南二里，即冯翊故城。魏更曰高陆。晋仍之，俱属京兆郡。《通典》：魏黄初元年改为高陆县，其治在县西南一里。《通鉴注》：晋改曰高陆，属京兆。北魏仍之。《地形志》：晋属京兆。魏明改属冯翊。按魏高陆治在今县西南一里，后魏移居今所。西魏北周仍之。《续通典》：周明帝省万年县入高陆。隋复为高陵。《隋书·地理志》后魏曰高陆。大业初改焉。《元和志》：大业二年复为高陵，唐仍之。《旧唐志》：高陵，隋县。天授二年隶鸿州，大足元年还雍州，武德初析置鹿苑县。《唐书·地理志》：武德元年析置鹿苑县，贞观元年省。按县西南二十五里有鹿台城，地有果园名鹿苑，唐置县即此。宋仍为高陵，属永兴军。金仍之，属京兆府。元属奉元路。明属西安府。《明一统志》：高陵在府城东北八十里。《贾志》[1]：元属奉元路，明隶西安府，国朝因之。历代沿革，此其大凡也。
疆域则东西三十里而遥，南北三十里而近。《一统志》：县治在府东北七十里。《刘志》[2]：东至临潼县界十五里，西至康桥堡泾阳县界二十里，南至苏马堡咸宁县界二十里，北至仁村三原县界十里，东南至嘴头临潼县界二十里，西南至咸宁县界三十五里，东北至齐家堡三原县界七里，西北至桑园村三原县界十五里。《府志》[3]：东南至临潼县治五十里，西南至咸阳县治七十里，西至泾阳县治五十里，东北至富平县治五十里，西北至三原县治三十五里。
南临渭水，北枕平原，清谷跨其左，洪波襟其右，县虽蕞尔，亦神皋之奥区哉。然县经唐会昌中及前明屡析之后，壤地益隘，赋重差烦，供亿日费。地则入望平衍，土性高燥全仰天泽，所谓黄壤陆海者，今大异于古所云矣。地瘠则富庶为难，壤小则绥辑较易，父母斯土者，可以知所从事，而生长于斯者，亦顾可自囿哉。
奉正原 《一统志》：在县南十一里。《长安志》：东西长三十里，南北阔三里。一名降驾原。
鹿苑原 《长安志》：在县西南三十里，东西长十五里，南北阔一里。《黄图》：安陵有果园，名鹿苑。《贾志》：一名鹿台，按阳陵故城在县西南，亦名奉正原，《寰宇记》：原上有鹿台将军祠。岁旱，百姓祈祷辄应，号为鹿台将军。
毕原 《寰宇记》《关中记》：高陵北有毕原，秦谓之池阳原。汉名长平坂，又名石安原。按今地属三原。
渭水 《地志》：出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临洮渭源县鸟鼠山。《刘志》：东经陇州、宝鸡、岐山、武功、兴平、鄠县，又东经长安、咸宁二县北。《水经注》：东经霸县北，与高陵分水，又经平阿侯王谭墓北左侧，泾水注之，又东经鄣县，霸县今属咸宁，鄣县今属临潼。《长安志》：来自咸阳，又流入栎阳界。《泾野志》[4]：在县南十里。每遇泛涨，弥漫十余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盖奉正原为之障也。然自乾嘉而后，河日北徙，沿岸田庐坍陷不少。咸同数十年间，北岸田入河者无虑数十百亩，近犹漱荡不已，计惟予水以地疏决，南岸沙淤导入故道，北岸之民庶有豸乎。
泾水 郭璞注：出安定朝那县西笄头山，东南经新平、扶风，至京兆高陵县入渭。朝那今属平凉，新平今属邠州。《刘志》：泾水出平凉县西南笄头山，东南流经华亭、泾州，又东经长武、邠州北，又东南经醴泉，又东南入泾阳界，又东至永乐镇入高陵界，又东经毗沙镇南鹿苑原北，又东南经高陵县南二十里，至上马渡合于渭。《县册》：自入境东行十里，至船张村入渭。
清水 《县册》：在县东，自三原县流入县境，又东南入临潼界。《水经注》：东南入高陵县经黄白城，又南绝白渠，又屈而东流，谓之曲梁水，又东南经高陵故城北，又东南绝白渠枝渎，而东南入万年县。按清水，一名清河，即清峪水，在三原北门外。据《水经注》及《县册》，谓东南入高陵界，迳故城则距县二里，而旧志不载。意者自清平乡见析之后，黄白城始隶三原，抑或涓涓其流，入县已微，有无不定与，皆不可考。今并河道湮垫，县人无知之者。
渭渡三 新开渡，在县西南十里，渭桥西二里。孙张渡，在县西南三十里。渭桥渡，在县南十五里。《府志》：新开、孙张二渡并新置渡船二只，水夫各十二名。渭桥渡置渡船二只，水夫八名。渭桥渡为东北诸县通长安之要津，故冲烦较甚。《泾野志》：桥北通蒲城、富平诸县，故二县皆有一舟协济。近则傍河居人独任之。高岸摧圮，时时败舟，而胥徒往来，又倚肆凌虐，欲解脱而无术，或枵瘠以从事，亦穷民之无告者乎。
泾渡二 黄家渡，在县西南十里。上马渡，在县西南二十里泾入渭处。《府志》：黄家渡新置渡船二只，水夫八名。
桥梁五 东渭桥即渭桥渡。《贾志》：古东渭桥，汉高帝造，以通栎阳之道。《史记·景帝纪》注：景帝五年，作阳陵渭桥。《索隐》：在长安东北，通高陵路。沈亚之《东渭桥给纳使新厅记》：渭东赴河，输流逶迤于帝垣之后，倚垣而跨者三，名分中、东、西，在县境者为东渭桥。《初学记》：东渭桥以木为柱，后桥废用舟，故以渡名。郭桥，在县东十里，昌连渠经其下，今属临潼。阿石桥[5]，在接蜀门南一里；张桥，在距河门东八里，皆高望渠所经。高桥，在通远门北三里，中南渠所经，今并废。
渠堰 高陵五渠肇于李唐。《唐书·地理志》：宝历元年，县令刘仁师请更水道。渠成，名曰刘公渠。新堰成，名曰彭城堰。刘，彭城人。宋敏求《长安志》白渠，自泾阳三限，下中限为一渠，流至县界彭城堰，下分为四渠，并溉民田。自彭城闸北分水者曰：
中白渠 在县西南三十里。《水经注》：白渠枝渠，迳高陵故城北。宋敏求《长安志》：中白渠东西长三十五里。《县册》：自彭城闸北限分水，东流至西王村，入三原官村，至高家堡支分为洪河渠入临潼。其正流复由官村入县境常家村，又东亦入临潼界。旧从北岸支分有宁玉渠今废。渠南岸为小王斗、生王西斗、广利斗、西湾斗、高渠斗、河村斗、马家斗、武家斗、石张斗、张月斗，北岸有雷家斗、韩家斗、湾里斗、张流斗、东湾斗、马家斗、袁盛斗、陈谊斗、董家斗、程家斗、孟家斗，灌田一千五百四十亩。《长安图说》中白渠斗二十三。按今只二十二斗。按斗门始于唐、宋，曰斗门，元曰斗吏，又谓之斗门子，一斗有一长。《樊志》中白渠袤三十里，应受水地一十五顷二十亩。
彭城闸南曰：
中南渠 在县西北三十里。宋敏求《长安志》：中南渠东西长三十五里。《县册》：自彭城闸南限分水，东南流至磨子桥。磨子桥至闸口五里，乃中南与高望、（
）〔禑〕南分水处。南岸有刘金斗、杜家斗、墨毛斗、张家斗、张益斗、通远斗，北岸有洛南斗、庙王斗、文王斗、张以斗、王益斗、晋公斗、广济斗、富众斗，灌田一千五十亩。又东入临潼界，《长安图说》：中南渠斗门十五。按今只十四斗。《樊志》[6]：中南渠在中白渠南七里，自磨子桥经坳下村[7]，东经高桥，又东过孝义坊入清河，袤五十有五里。受水地一十顷五十亩。
中南渠自磨子桥又分二渠。东南曰：
高望渠 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宋敏求《长安志》：高望渠东西长三十五里。《县册》：自磨子桥分中南渠。水南岸有福斗、康斗、宁斗、寿斗、念斗、百斗、万斗，北岸有乾斗、震斗、沛养斗、千斗、亿斗，灌田八百四十亩，又东入临潼界。《长安图说》：高望渠斗门十二。《樊志》：高望渠自磨子桥经魏村、李赵村之间，东过阿石桥、陈杨村至临潼境入渭，袤五十有五里。应受水地八顷六十亩。
西南曰：
（
）〔禑〕南渠[8] 在县西二十五里。宋敏求《长安志》（）〔禑〕南渠东西长四十里。《县册》：自磨子桥分中南渠，水西南流又折而东南。岸有边界斗、（
）〔禑〕南斗、许斗，北岸有永斗、于元斗。灌田三百五十亩，旧亦入临潼界，今在县境船张村注渭。《长安图说》：（
）〔禑〕南渠斗门五。《县册》中南渠至张市里又分二渠，其北分者曰析波渠，今废。《樊志》：（
）〔禑〕南渠自磨子桥西南流，折而东，经毗沙镇原赵村，又东南过渭桥，至临潼北田王入渭，袤四十五里。自渭岸崩滩，奉政原高，水不能进，遂在船张村入渭，袤三十里。受水地三顷五十亩。
《县册》：（
）〔禑〕南其南分者曰：
昌连渠 在县北二十里。《县册》：自张市里分中南渠，水东流经县城北门外。明高陵令王珪尝引水入城，资民食用，今北门外犹有渠迹。其渠南岸有河渠斗。北岸有崔家斗、距陵斗，灌田二百一十亩。昔时亦入临潼界，今下流微细，至县东五里墨张村止。《长安图说》：昌连渠斗门三。《樊志》：昌连渠旧投入临潼境郭桥入清河。以上每月除润，渠水自初三日寅时二刻接受起，至初七日寅时一刻止。
附：古渠堰 《古渠图》：樊惠渠在县南。蔡邕《樊惠渠歌序》：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而泾水长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立新渠，向之卤田，化为甘壤。《县册》：今废，无考。
五渠灌溉，上资泾流至国朝乾隆初始断，泾专资泉水，是泾之为利也盖有年。泾渠原始，《泾野志》甚详，而不及有明一代。遇道尝为《修渠考》，起明洪武，迄于当代，具见前人尽心民事，而我朝之为民计者至周挚也，附录于此。水利始于郑国，历汉唐宋元，代有修浚，泾野子曾志之矣。
明洪武八年，修洪堰溉泾阳、三原、高陵、醴泉、临潼田二百余里，三十一年复修之。成祖宣宗继修。《明史·河渠志》：天顺中，王御史渠又圯，副都御史项忠于王御史之上一里余，穿大小龙山为渠，曰广惠渠。彭华记正德十一年，巡抚萧翀又作通济渠，在（元）〔原〕王御史渠之下、宋丰利渠之上，历御史、哈寇、刘天和三公，继治始成功。马谿田《泾川五渠碑记》：后六十九年为万历庚子，泾阳知县王之钥及高陵知县李承颜、三原知县王应征协谋请于台史，征四县丁夫浚铁洞，疏土渠五里许。又五年，都御史顾公复檄西安同知顾汉穿治龙洞，闸广惠渠口，为石桥横渠上，度山间潦水以绝泥淤，而以王御史渠堤易坏，于是隐以铁柱五贯石梁其上为堤骨，而益甃以石。《龙洞渠碑记》然犹泉水与泾水并用也。万历中，泾阳知县袁化中始建议专用泉水，不必引泾。盖以石渠为泾流所啮，往往易败故也。
国朝顺治九年，泾阳知县金汉鼎重修广惠渠，凿石既深，泉流瀵出，于是循郑白故道，流衍三十余里至成村，斗下酾渠为三：大白、中白、南白，所谓三渠口也。渠口分三限，限各立斗门，总为斗一百三十有五。用水自下而上，岁月日时，顷刻不容紊乱，尺寸不得增减，乃刊碑，以为泉水之利过于泾水。《金汉鼎修渠记》康熙八年，泾阳知县王际有，偕高陵知县许延修、三原知县陈宁宇、醴泉知县郑朝宗，偕诣渠所相度壅溃，而自率县丞张肯谷复治之。功成浃月，民食其利。雍正五年，总督岳公钟琪请发帑完堤。七年，移西安府通判驻泾阳百谷镇专司其事。斯时建闸，以时启闭，犹未尽绝泾水也。乾隆二年，用翰林学士世臣议增治龙洞渠，始断泾水，疏泉溉田。《泾渠志》十六年，泾复坏堤，总督黄公、巡抚陈公，俱逸其名奏准动帑兴修。四十年春三月，巡抚毕公沅率同泾令及观察翁公燿由赵家桥治堤分寸二十余里，直至仲山洪口，周览相度，自龙洞至王屋一斗，计开通二千三百九十四丈，水行一百三十四里，分灌醴泉、泾阳、三原、高陵地亩一千余顷。《西安府志》嘉庆十一年，泾阳令王恭修劝捐修理。二十一年五月，泾水又坏堰，泾阳知县秦梅请发帑修龙洞渠。道光元年，巡抚朱公勋以上年泾水暴涨，冲塌石堤，委鄜州知州鄂山修浚之，另凿石渠于王御史渠下，人呼鄂公新渠。《泾阳县志》同治五年，巡抚湘乡刘公札饬泾原修浚龙洞。时三原人郭李彬上书抚军，请除泾阳成村铁眼长流之害，并议储款备岁修，而格于忌者不行。《三原新志》吕泾野云：渠堰，高陵与泾阳、三原同体者也。夫上流能畅，下游自润。国家不惜重帑屡经修浚，时雨之润不私一物，顾父老传闻县渠不受水者百余年所，夫岂无故哉。
附：《明水司碑记》
天启四年，巡抚孙傅庇增水手，定工食。旧有水手七名，至二年增二十三名。水手工食每名岁给银六两，查渠岸官地，自王屋一斗，上至野狐桥可以耕种，每名给种无粮，官地准抵工食银二两五钱，外给银三两五钱，共该工食银一百五两。此银应在泾、原、醴、高四县受水地内均摊。四县受水地共七百五十五顷五十亩，每顷派银一钱三分八厘零。高陵受水地四十顷五十亩，该出银五两六钱二分零，合原、醴二县收齐开送泾阳县，分上下半年支给。
附：《用水则例》
《樊志》：高陵用水，先令斗吏入状，其斗内村户苗稼，官给由帖，方许开斗。用毕，各斗以承水时刻浇过顷亩苗稼，申报水直。每岁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一日放水，此往例也。今因水微，五渠不能并行，自雍正七年，每月接受洪堰水程，初七、八、九共三日分渠分月受水，周而复始。如一月中白渠受水，次月中南、昌连二渠受水，又次月高望、（
）〔禑〕南二渠受水，所溉如额，其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溉毕闭斗，即刻交之上斗，以次递用，各利户皆拈香分定时刻，其递溉次序亦如之。
附：《受水利夫》
《樊志》：顺治九年，分守关内道水利总册四县利夫，共七百九十四名半。泾阳县六百七十四名半，三原县四十六名半，醴泉县三十三名，高陵县四十零半名。高陵中南渠利夫一十九名，中北渠利夫共二十二名，厥后渠道日坏，水利异昔。雍正四年专官董理，新定渠制，五渠新增受水利夫共五十七名。
附：王太岳《泾渠总论》
谨按秦郑国、汉白公、宋丰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广惠、与今龙洞渠，《泾阳新旧志》皆云：“名殊而实一，其说非也。郑渠东北，行合冶谷、清谷、浊谷及薄台、石川诸水，经富平、蒲城以达同州、朝邑。”《史记》所谓并北山东注洛，而徐广谓出冯翊怀德县者是也。白渠东南行循泾水，经高陵、临潼以注于渭，故《汉书》云：尾入栎阳。是此两渠，取径本不同矣。郑渠在唐时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复，今更无遗迹矣。白渠虽至今不废，然自宋熙宁、大观间，凿中山引泾水于小郑渠，会下流二十余里，乃与白渠合。则是古今所通号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泾水出中山谷者，了非当时故迹，则白渠之废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余步，元渠又移上丰利渠北二百余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余，皆承前代废迹而更张焉，非因之也。
今之龙洞虽仍广惠之旧，然昔本引泾入渠，今更拒泾使不为害。制置既别，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论者不唯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驱今就古，以相附会，太史公所谓无异以耳食者也。又史传所书渠事，其言或不可晓，往往疑于夸诞。《史记》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以余考之，秦之强始于孝公、商君，历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诸侯至于从散约解，争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势亦可见矣。譬之羸疾，归于必尽，其有不同者，迟速间耳，而或者诬举一日之事，谓死于此，非确论也。始皇之立也，体暴横之姿而承六世之余烈，以雄视六危国。六国者初不闻有发愤自强以能与秦抗，方且蹙缩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气，固先尽矣。当此之时，天道人事皆有不并于一而不能已之势，秦特投间应会，而六国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奈何司马氏遽以是为郑国功耶。向使秦杀国而趋伐韩，韩能支乎？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将终不得吞二周，并诸侯乎？此史氏铺张之文，务在尽意而不求其实者也。又所谓亩收一钟者，注云钟六斛四斗。而小《尔雅》二缶谓之钟。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略》篇注云钟十斛。古说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关中渠田岁收，率不过三四斛，其最丰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谓六斛四斗，至于八斛、十斛者。又郑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万顷，白渠袤二百里，比郑渠之长当三之二，而溉田才四千五百顷，十少其七八，相悬何太甚也。矧古今顷亩异制，宋祁谓周制步百为亩，商鞅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然秦既废井田，开阡陌，亦足尽地力矣。而是时始为赋，赋从亩出，秦岂肯广亩以减赋耶，必不然矣。《汉书·食货志注》邓展曰：古百步为亩，《汉书》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赵氏亦曰：古百亩当今之四十一亩。而桑（宏）〔弘〕羊曰：先帝哀怜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率三十而税一，此当时目见之语，当于情事为真。而邓、赵之说，流传有本。田制改于汉，不改于秦，审矣。由是言之，秦犹周百步之旧，则当时所谓四万顷者，止得汉之一万六千余顷。史特从其多者书之耳，不足为据。其他书传同异尤多。
《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止溉一万余顷。《文献通考》曰：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而《唐书》云：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初疑亩字或是顷字之讹。然其下书云：岁少四五百万斛，以岁收最丰者计之，非百万亩不能得此数，则岂非永徽万顷灌浸几于尽废。故《唐书》谓减至六千亩，而马氏作考或未之详耶。
宋淳化间，杜思渊言旧白渠溉田，岁收三万斛，计其田初不甚广。及至道间，梁林、陈尧叟则曰田存不及二千顷。寻使皇甫选、何亮相视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余顷。其后景祐间，王洽又言：今才及三千顷。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万余顷，明广惠渠项襄毅公自记云：溉田八千二十二顷八十余亩，又溉西安卫屯田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其后彭华据作记亦曰八千余顷，而袁化中亲见旧碑刻，实止书八百顷。田岂能自赢缩耶？
年代既久，传闻异词，记载之人各随所得书之，不相统一，其为乖疑，固无足怪。至若项公作记，渠实未通，何由逆知灌溉之广，此必有人希意献媚粉饰增加，而项亦乐取其说以自侈大，正可谓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万五千余顷，《元史》之四万五千顷，大抵皆出之始建议者计料之词与。当时有司告报之数，史臣特取故牍采辑而润色之耳，则其为书，庸足信乎？昔者庄熊罢请穿龙首渠，以为可令亩十石，及作之十余岁，而犹未得其饶。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无验，宋明之事殆亦类此。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为其利民也。故亟书以劝是，又未睹于利害之数者也。夫穿渠之劳，岂不可数而知哉。(www.xing528.com)
郑渠之工，史不详其本末。然韩本谋疲秦，秦觉而至欲杀郑国，则是果足以疲之也。《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皆言番系穿汾河渠，郑当时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不就，费亦各以巨万数。白渠之功讵独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疲者数矣。中间尝调发丁男万三千人，属孙冕督治，而不纪其成。其后丰利渠勤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岁。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凿石尺至直金二两有半，积工十四万九千五百，然且三十余年而工未成。明之广惠渠，五县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凿不甚阔，泥沙塞渠，渠虽成无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况召匠贴役，系桩起堰，下至梢芟芭栈，麻铁苫索，一切出之于民，民益骚然烦费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桩万一千三百余，数岁出于缘渠之民，夏潦堰坏，秋复率民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载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实不能办集。《泾阳旧志》曰：五县民八月治堰，九月毕功，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囤下临不测，十月引水以达，来岁入秋始疲已。复役作，寒暑昼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条约禁限琐屑尤甚，近年水脉艰涩，沾润益寡，争讼斗很，奸弊百出，民或上诉愿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规，不敢辄许。《后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岩，阴飙惨栗，绝少人居，宿顿无所。每夫分领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须两三人在上为之引縆，转送数人而食，一工之食岂能宿饱。五县相去或数十里，或百余里，往返奔命劳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劳费至于如此，非以爱之，实以害之。朝廷本意亦岂如此。今之龙洞，则明之广惠故渠也，渠之水则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别事穿治矣，收其泛走不更劳阪堰矣。于是决疏泥淤，完治堤岸，不过费官金钱数千计，而此数十泉者固已冲瀜浩衍，合能效技以毕输于渠，而流润于四县，以视昔人凿山堰水，力愈勤而谋愈拙者，岂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雇而无调发期会之烦，官自购材而无科，率抑配之扰，役兴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岂非万世之永赖，百王之极则者乎？然是泉也，项襄毅实尝凿而出之，而龙洞以南众泉星列，则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为之计者何也，引泾之利熟于耳而盘固胸臆，虽有他便利至于倍蓗，什百而莫与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知变，计如今日，则将远引深闭以拒泾而不暇，尚何穿山筑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败而善为理者，酌剂变通，虽其陈迹弊政，而常能转祸以为福；因败以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虽然今日之计，亦有当急者曰谨视堤坝而已。堤之作，亦自项襄毅时不过宽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数十年而其功不坏。
雍正时，始增高二尺，亦数年无恙。乾隆三年，通判罗国楫请于台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泾水大至堤竟毁，其后易知县唐秉纲继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毁，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径则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泾，昔人比之布砖于地，水至则漫，而过耳后之增砌至于九尺，而七尺之厚无所加，非独不加而已，层累之形丰下而削上，比至其巅才有三尺，如是则形单地危，而其御大水也无力。而是水也，挟其暴盛之气，出于两崖之间，狭隘束急，无所发怒，适与堤遭则啮抉掀豗以图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间，而崩溃遂不可止，势固然也。是固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则必厚之，不然者毋宁卑卑而泾水入焉，虽足以淤渠待其过，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则水之涨发无常，虽更增之寻丈，犹未能使泾不入也。而崩溃之患，其费必巨，而又需之岁月而后完，使百姓坐失数时之利，故曰：毋宁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诸坝之制，惟洞口为非，宜闻之故老。顺治间，金汉鼎实始为此。乾隆二年之坝，特因之耳。
金之始为渠口，盖犹觊欲引泾，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见洞中之泉，亦足以会众泉资灌溉，于是始虑浊泾之败泉，而制坝以拒其入。顾犹低徊，顾恋侥幸于泾之万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迹，以不没其旧。此惑者见也。夫洞口之凿欲引泾也，然而常时则泾不受引，比其涨盛而浊污，乃足以败泉，然则洞口者，揖盗入室之计也。
自顺治时至于今，又百余年矣，泾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为利较然明矣，此其于泾，诚有不两存之势，尚何洞口故迹之足留哉。谓宜毁撤此坝，以巨石坚塞洞口，视其损敝而时葺之，使浊泾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则坝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谓拔本塞源，计无有急于此矣。他若大小退水槽、两闸水磨桥、大王桥、庙前沟渠右水坝，皆清浊之要限，出入之巨防。虽尝设水吏守视，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计，惟务偷安，狃于寻常，以为无事，略不视省；或敝损己见，忽不为意，不以闻官。坐使渠水渗漏，日减月削，猝遇涨水，隳圮立见，如此之弊，并须官自检察，不以寒暑辍。按行不以细小费赏罚，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之道也。于戏！国家规措之详盖已斟酌，古今而备其美善，今所言者，皆岁修事耳。然非恺悌君子，尽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阳召杜其终不可复见与？董子曰：事在勉强而已。欧阳子曰：职思其位是，岂不在有司者哉。
附：高陵知县熊士伯《泾水议》
郑白渠始自秦汉，引泾水以石囷为堰，壅水入渠，溉田四万顷。唐宋后，渠名不同，制实因之。大观中，诏开石渠直逼仲山之麓，名丰利，溉田三万五千余顷。元至大中，御史王琚更开石渠五十一丈，名新渠，或云溉田三万顷。明成化间，巡抚项忠又凿石渠一里三分，凡二百四十丈，收诸泉水，渠名广惠，溉五县田八千余顷，要俱引泾也。正德间，巡抚萧翀又凿石四十二丈，渠名通济，溉田一千三十五顷。记云：“既凿此渠，则甃石之堤不用，而畎亩引溉无虞，非引泾而何。”
自万历间，泾阳令袁化中之议出，谓北山之石坚劲难凿，凿亦不甚阔。夫铁洞之难凿，因已总计石渠近四百丈，自通济至龙洞止一十三丈，视前此特三十分之一。用王御史计工法，一尺为一工，工五分阔一丈，高深二丈四尺，其银一千五百六十金；用萧公通济渠计工法，阔一丈，长一丈，深三寸三分为一工，大约石较易凿，只银四百五十五金。袁公初未详考，遂疑物力之难，夫土渠积土如山，石渠炭炙醋淬不减，琢铁加以筑堰，动费千金，昔人之难若何而惜此乎。谓泾水滚滚而来，沙石并沉广惠，中满难通，譬人嗝咽之患似也。然世有因咽废食者乎？况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昔人方以为利，抑又何耶？又谓龙洞南畔无岸，如人咽喉中断似也。
试看龙洞之外，原非深洼，四百丈之渠，不知几许补砌以通水者，岂真如喉断不可复续耶。至谓龙洞以下，大泉如斗者数十，四县赖之水本不小。查天启四年，四县水利仅得七百五十顷，高陵一十五里全溉者仅存其二，直举千百年莫大之利，等闲弃之，非袁公作之俑乎。今醴、泾地居上流，泉水尚足灌溉，若三原、高陵一不修浚，求如天启时不可得已。《三原志》云：泾水低，假泉以代，历泾阳八十里始入界，水势大绌，凡名水田者十不溉一，于是涓涓之润为需日重，为累日深，壅遏侵争，狱讼岁起。赋役烦苦，贾鬻赔输，遗害不可胜言，略与高陵同，而高陵特甚。其举田益以庐舍，牛车愿卸于人而莫应，因之逃窜四方者，通县皆然也。嘉靖间，马忠宪记即有铫儿嘴不凿，恐前工终隳之说。然当时泾水犹入渠也。嗣后专用泉水矣。万历末，三原民王思印上本请开铫儿嘴，以接泾水，真为特识。崇（正）〔祯〕初，谏议刘日俊请开铫儿嘴以开五县之利，诚为义举。
今观龙洞之北所凿者，水小则傍山直分，水大则取水河心。法无善于此者，惜流氛频迫功未竣也。张令缙彦条议多可取者，如因水漱渠，分别砌岸，堤防山水语，俱不易其水，石堰水似不可行条，见犹未确。盖铫儿嘴下势难立堰，且嘴本石堰果能凿开不必堰也。至相其山势渐次凿开，条议本是而语游移。龙洞距通济一十三丈，费止五百金倍之，亦千金止耳，以四县共水之源费千金未为多。其游移者，殆明末时势与今殊耶。至虑及利害者亦成持重之意，窃谓铫儿嘴一开，则三、高俱得泾水之济，富平、临潼亦资沾溉之余，利莫大焉。而且一直流渠，不必筑堰之劳，水任取携，永无争讼之起，直可追迹郑白矣。所云害特虑其于塞耳，嘴以下水激沙浮，嘴以上水平沙少，于洞口设闸，水涌则闭，静则开。古碑云：四月闭泾口防浊水淤渠，七月启泾口引泾水灌地非诳语也。其涌涨岁止一次，水潦大盛，河身狭处涨漫，入渠特数年一见，未闻有漂没庐舍者，何必鳃鳃过计耶。淘浚之利，王屋一斗以上，土工、石工四县旧有分数，可无再议也。
又详龙洞已开文，高陵县为渠开有据，工费有程，恳饬协修永贻乐利事。窃照救旱，莫如开渠。秦郑、汉、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入泾水，源远流长，故溉田为广也。自泾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资山泉，其利止及醴、泾，次之三原尚有些微，高陵远无滴水。嘉靖时，马忠宪有铫儿嘴不开恐前功终隳之语。后此原民王思印、谏议刘日俊、原令张缙彦，皆确有定见者。唯袁化中云“嘴不必开，开亦无益”，特为泾阳言泾阳耳。吠声者咋指，而未尝深求。惜费者明知而率多退沮，加以自私自便，创为有害之说，以遂其不费疏凿，安享成利之心。举数千年莫大之利，等闲弃之，良可惜也。职初任，即图振兴，念高陵以高亢之地纳水地之粮，疾苦尤甚，不远百余里屡至堰口，见铫儿嘴北已开七十五丈，取水河心。广惠至龙洞未开者，才十有三丈耳，相其山石，非如铁洞之坚。与其议定后，行徒为作舍道旁之，虚语不若先行后议，乃有真知灼见之实功。遂于二月廿日，捐募土工，循旧迹北掘五丈余，阔一丈或八尺六七尺不等，深丈余，或一丈八九尺不等，皆前开已塞者。于四月十七日捐募石工，从龙洞空处屈曲近五丈，南凿丈余，知上有天窗，长二丈余，高六丈，土石委积，凿掘兼施，闰六月初二南北已通。上开小渠一道，引山水入河，约费百余金，谓石坚难凿，虚縻脂膏者，谬也。龙洞大泉三道，不啻前此之多，溉田当亦倍昔。宜十数年前，泾阳章令谓开洞为有益矣，但水旧北流下有大罅，即引之南行，水涨恐为渠病，必坚塞乃可。且渠铫儿嘴北不过丈余，自以凿开嘴石，泾水长流，另立闸口时启闭，防浊水使三、高永免亢旱之虞，醴、泾亦无壅遏之患，为利无穷耳。前后尚须深阔，结岸塞隙，约费千金，宪台福星下贲加意兴除，以四县共水之源，檄饬会勘，均派工赀，无不遵者。自此，功同郑白，永垂不朽矣。
尚有事宜条列如（左）〔下〕：
一旧渠宜浚也。水磨桥一带，桥栏倒坏，沙壅平渠，号呼疏浚，已四年矣。今大水弥漫，愈加壅塞，泉水入河，四县原有分工，趁此八九月天未寒时，必须拔截放水，乃可兜底淘修。
一水手宜备也。旧例四月闭泾口，防浊水淤渠，七月启泾口，引泾水灌地，水手三十名。人给渠岸无粮官地，又四县受水利夫，公摊三两五钱，各共六两，时伺启闭，违者罪之。
一浚土宜远也。渠岸为鹿巷往来所经，自随便垒土，道不可行。一遇雨水，崩卸淤渠，又近岸陡坡，水手霸耕，兽行鸟啄，俱能坏渠，必清查严禁。土务运河，耕宜平地，庶可久也。
一渠斗宜清也。泾阳成村斗分水入县，每月初一、初五、十一、十五凡四次，不在溉田之数。今铁眼加大，昼夜长流，又三限口本三渠，今加曹公斗，是泾有二渠矣，是宜塞并者也。
一限截宜均也。三原一渠阔五尺五寸，截低一寸五分。泾高合渠阔一丈一尺，截高一寸五分。又分曹公斗二尺七寸，水直受而截低，共渠水曲受而截高，亟宜更正。
一水期宜更也。旧例，月初三高〔陵〕，月终醴泉。由近忽远，全历干渠，限口距堰七十里，一日乃至高陵，再三十里，分水不均，滴水不至，请至今月初近月终远，名实未亏，均平无议矣。
已上诸条，汉有都水使者，唐令京兆少府督视，宋有三白渠提举使，元有三白渠使，明设水利佥事管水同知，故事可禀命即行。今但委之县佐，恐有偏私，且时公出是必筹画百全，乃可经久不敝。
按泾渠始于秦，盛于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盛矣，县受水地未知岁何也。传无明文，无从臆断。唐永徽时，两渠溉田尚六千二百余顷，县受水地亦未知几何也。然县令刘仁师循故事，考式文，则受水固自有则，而失其利者已六十年，至彭城堰成，而利始复矣。五渠所由昉也，终唐之世未知何如。宋至道元年，皇甫选等奏三白渠溉高陵等六县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迄于景德治洪口畎，泾河灌高陵等三县田，民以饶足。《长安志》云：中南渠东西长三十五里；高望渠东西长三十五里；（
）〔禑〕南渠东西长四十里；中白渠东西长三十里；此宋代高陵之水利也。四渠下流俱入栎阳县，而中南渠又分一小支曰：析波渠，斗门有长，利夫有额，则水利自在也。元时，展修洪口，名王御史渠，县渠通淤，未知何如。至天历二年，重修一切取于利户，而有不能办集之说，则县之遥远者，疲累不堪可知也。明代虽有修浚，而嘉靖时，县东、南、北民久不得用水，将夫役告消矣。是县之水利，有明一代仅存虚名。我朝雍正五年，特诏修治旧渠，移西安通判驻泾阳百谷镇，专司其事，县始与泾阳、醴泉、三原得均其利矣。后裁通判专其责，于知县岁久制弛，上游又壅而专之。生斯土者遂不知有渠水，岂泉源混混不如昔哉。受水者虽自下而上，泄水者必由近以及远，远者鞭长而莫及，近者因缘为奸利，亦势则然也。闻之父老云：道光中，署县事陶侯宝廉力与泾阳人争昌连渠，水曾来一次，后遂无闻焉。而所谓五渠者，今且平于地矣。同治三年，知县徐侯德良曾役民夫于龙口地方，另开新渠，复引泾水。奈渠高于河者数仞，其法于岸上先掘数大池，制器曰水龙，巽乎水而上，水注之池引之渠。无如土松易渗，泾泥又不止数斗，池未及满已漏其半，复为泥淤，盛水无多，迄于无成，而县民实感其意。同治九年，知县洪侯敬夫雅意复古，复考式文，遣县民百余人按期迎水。奈甫入县境，水忽倒流，即驰骑趋视，而永乐店数十里之间尽为漫淹，盖又被水手盗决也，又迄无成。渠制之复，诚不易哉。
县自失水利以来，人勤耕作，淡然若忘，缘县皆旱地，受水地视泾阳才十五分之一。兵后，继以大祲，流亡未复，水程之家转惧浚渠之受累，愿弛其利，岂真如礼所谓有其废之，莫敢举乎。惟是良法美意，有心人终不忍其就湮，人存政举，敏如蒲卢。所恃官斯土者斟酌变通，因时制宜，与斯民普不言之利，如王太岳所言：役兴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则，县之幸也。
古迹
左冯翊城 见前《贾志》，汉左冯翊即此。
阳陵故城 见前。
鹿台城 见前《贾志》，元末李思齐又筑城戍此。《府志》：古戍之在高陵者，有鹿台戍。
渭桥镇[9] 宋敏求《长安志》：在万年县东四十里，即唐李晟屯兵处。《金史·地理志》：高陵有渭城镇，按即渭桥镇。宋置忠翊郎监酒税官一人。今为渭桥渡。
毘沙镇 宋敏求《长安志》：在县西南十八里。《金史·地理志》：高陵有毘沙镇。宋置承信郎监酒税官一人。今为毘沙里。
云槐精舍 在距河门外后土宫。明吕泾野先生与门人讲学处。夜月兮娟娟。
先生《课士》诗曰：春昼风烟万木阴，尽含生意接东林。诸生试看云槐树，二十年来只此心。
《云槐夏霁》诗曰：夜雨云槐霁，南风夏阁幽。郊钟醒午梦，野日欲西楼。绕树鸧鹒捷，行沙白鹭遒。葵花开满径，聊足慰观游。
《云槐思忆弟仲止》诗曰：望云槐兮白日渺茫，怀佳人兮涕泪浪浪。繄中原兮鹡鸰偕行，又塞上兮鸿雁同翔。余何为兮茕茕彷徨。尔志兮颜商，尔貌兮澹张。蘼芜兮秋霜，杜衡兮陨芳，猿啼兮断肠。
望云槐兮山川逶迤，怀佳人兮我心伤悲。江有草兮叶（陞）〔陆〕离，场有瓜兮带句维。余何为兮谁与随。尔言兮可为，尔行兮难追。凤凰兮委垂，骐骥兮趄趦，奎殒兮魂飞。
望云槐兮渺渺风烟，怀佳人兮泣涕涟涟。水有鱼兮并目，山有兽兮比肩。余何为兮盘桓。尔文兮羽干，尔质兮瑚连。甘贫兮原宪，砺节兮鲍宣，
毛伯温、何景明过县，均有怀先生诗。毛诗曰：忆昔抡魁日，高名动九州。文章追古作，德行迈时流。进退惟吾道，行藏岂有由。云霄千仞远，快睹凤凰游。
何诗曰：东林精舍接东城，出谷先歌伐木声。气象久瞻程伯子，抠趋今见鲁诸生。芝兰入室香俱化，桃李开门树总成。渭水滔滔同向海，济川舟楫几时行。
舍久圮废，槐根仅存。国朝乾隆十五年，知县留燧偕邑人周资陈、张士恭、墨琛、王学元、赵曰睿树故址石。赵有题。诗曰：老树风声天际来，云槐古庙旧书斋。虬枝攫碧凌霄汉，鹤盖垂青覆砌苔。影落方塘尘域净，迹通曲径讲堂开。关西再辟谈经市，礼乐文章次第栽。
知县丁应松有题。诗曰：泼天浓翠古云槐，屈曲虬龙树树皆。岚气忽来迷雨径，午阴旋合蔽晴阶。千年枝干知谁植，五夜音声定汝谐。绝爱此间堪号市，公余常拟叩僧斋。
净土树 《名山记》：在高陵县南八里。俗传西域鸠摩罗什憩此，覆其履土，遂生兹树，二月开如杨花，八月结实，状如小栗，壳中皆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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