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

张世民

熟悉白遇道其人，源自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的《关学文库》出版整理工作；而了解白遇道基本生平，则与读曹冷泉（1901—1980）所撰《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有关。民国三十四年（1945），曹氏所推介的近代陕西名人，就包括了“清麓学派”创始人、三原贺瑞麟（号复斋，1824—1893）和“烟霞学派”创始人、咸阳刘光蕡（号古愚，1843—1903）等。刘古愚以陕甘味经书院为阵地，致力于洋务实业和维新教育，“独截众流应世运，巍然百代振儒风”；而贺瑞麟以正谊书院为阵地，倾心于儒学教育和礼教推广，“复斋高节配前贤，笃守程朱壁垒坚”；两人的共同选择在于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进入民国以后，刘古愚弟子遍布西北各地，军政商学为数众多，大都成为国之栋梁，文化翘楚，而贺瑞麟弟子秉持礼教，守正纳新，也不乏特出佼佼者。其中白遇道（1837—1926），字悟斋，号心吾，改字五斋，晚号完谷山人。作为“清麓学派”的高足，在政学两界拥有广泛人脉，故被纳入近代陕西名人之列。白遇道晚年自营生圹，引得曹氏如此置评：

先生高陵人，清翰林，官甘肃兵备道。清室既屋，解组归高陵。年七十自营生圹，九十始归道山。先生风度伟岸，而胸怀坦夷，为清麓门下高足。

此心已破死生网，世事一任牛马风。

生圹自营还自笑，抬头皓月正当空。

据文献可知，白遇道“先世自山西洪洞迁陕西之高陵，占籍焉”。清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1879）丁父忧。六年（1880），应请纂写《高陵县续志》，次年成之。十年（1884），起复回京，仍供职翰林院。十一年（1885），为山东乡试副主考。十五年（1889）回陕，主讲关中书院。二十一年（1895），参赞甘军营务。二十三年（1897），随甘军入卫京师。二十四年（1898），超授甘凉兵备道。三十三年（1907），代理甘肃按察使。宣统元年（1909），改任巩秦阶道盐运使。旋因世变回乡，闭门著书。民国十五年（1926）寿终正寝，享年九十。葬县南杏王村。其著述除《高陵县续志》刊印外，尚有《重订泾野子内篇》《课馆诗赋偶存》《完谷山人馆课诗钞》《完谷山人馆课赋钞》《完谷山人课蒙小草》《完谷山人呓语抄存》《摩兜坚斋汲古集联（六种）》《白悟斋时墨辑》《安贫改过斋杂著》等，而馆课诗赋、楹联创作和理学重订，也是其用力专注的重要内容。其《白遇道集》的标点整理，虽未纳入《关学文库》序列，但经白金刚等校点整理，已在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光绪十四年（1888）首梓、现将重印的《高陵县续志》，作为白遇道人到中年的重要著述之一，从桑梓文化和县情梳理等角度，颇可代表他作为理学家—政治家的思想观念，对此加以整理与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白遇道的县志体例，并非首创，但也不乏新意。当时白遇道视野中有两位高陵人的著述思路：一位是明代的吕柟，另一位则是清代的樊景颜。吕柟（1479—1542），字泾野，高陵人。史称“理学名臣，辅世鸿儒”。（《重纂高陵县志纪事》）《明儒学案》著者黄宗羲称道：“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者。”（《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其所修纂的《高陵县志》，与康海之《武功县志》、马理之《三原县志》^[1]“允堪鼎峙，推一邑信史”，曾被誉为秦中十大名志之一。明嘉靖中叶，吕柟与其太学同窗马理一道，应陕西巡抚赵廷瑞之邀总纂《陕西通志》，从资料汇集到发凡起例，初期贡献尤大。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继承先辈的遗志，不但体现在史志传统方面，而且体现在理学精神方面，与乃师贺瑞麟所纂《三原县志》的学术互动，颇堪引起注意。盖由于此，跨代的理学家参与史志著述，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即关中理学与史志著述的关系问题，并需对下列几个相关命题做出思考和回答：

——关中学者的理学传统，其基本特点与基本格局何在？习惯上认为，理学与心学对称，理学以程朱之学为主，而心学以陆王之学为主。而关中理学远承张载关学，大抵以程朱之学为根底。譬如明代新关学思潮的核心流派——三原学派，属于薛瑄河东学派的“别派”，这与后来盛行的阳明王学大相径庭。明清时期投身史志修纂的马理、吕柟、康海、韩邦靖、孙丕扬、乔世宁、刘九经等人，或是理学名宿，或是文学先驱，或是经济干臣，其重视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共同特色非常突出。这种问政辅政意识，值得注意。

——这种理学传统对于史志著述的影响如何？其史志著述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评价？从很大意义上说，理学核心在于哲学，在于伦理学，在于儒家道统，在于道德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这些理学中人的史志著述，在多大程度上守望了这一底线思维？应该说，真正谈玄思辨的学问，对于关中学者的支配作用并不显著，但却深受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礼仪之学、经纶之学的影响。特别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思想观念，以及“学道胜于为官”（马理）的修身意识，均促使人们将道德话语体系作为基础的衡量标准，而地方史志中大量渗透着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在坚守史志体例和理学传统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系统思考。正如班固评骘司马迁那样，“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卷八十二《司马迁传赞》）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正是这种实录史观的精准概括。历代关中学者的历史选择，深受儒家思想传统的直接影响，勇于超越政治话语体系的屏蔽，而将道德话语体系作为眠宿思想的人文沃土，其瞻顾久远、穿越屏障的思想特点也非常突出。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判断，这些理学著述究竟有哪些历史特点和学术亮点？在国家、民族、道德、社会等等历史范畴演变的过程中，这些理学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多大的内在关联？有哪些值得研究与思考、继承与发展的内容？站在中华文化一体化的立场，过去学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不突出，国别之争逊色于文化之争，民族观念让位于华夷观念，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意味着变革与转折，意味着思想理念的巨大变迁。传统史志著述在强调道德、社会等历史范畴方面，固然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旨归，但在接受、包容域外文化方面仍葆有较强的张力，这也是其最典型的一个精神内涵。既跨越时空而又精于细故，思想的前瞻性和生存的因袭性交织演进，也是这种道德至上意识蔚成的现实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与吕柟三十余年磨一剑相比，白遇道所纂《高陵县续志》尽管历时不足一年，两者在体裁取舍、资料搜集和价值评估等方面，则明显有所传承又有所改变。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看，摆在白遇道面前的，大抵有三部县志模本可资参照：

其一，明吕柟嘉靖《高陵县志》。以“其言约而尽，其事核而彰，其议论允而确，太史氏笔也。其作志之良榘也。”（明王九思《高陵县志序》）。师法吕柟《高陵县志》，乃是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的基本准则。三原贺瑞麟序称：“吾谓悟斋所以续泾野者，当更有在。泾野遗书具存，莅官风徽，皆本于生平甘贫改过之旨，求仁取善之心。悟斋行将还朝，益以泾野为师，使人谓高陵今日复有续泾野其人者。志特一端而已。”临潼杨彦修序称：“光绪庚辰，主讲其邑书院，乃仿范氏《后汉书》之例，辑为续志，盖仍文简之旧而注明增益之，不猎前贤之美，不参偏私之见。举雍正壬子以后，迄光绪庚辰以前，采择补缀，穷晷穷膏，期年而遂告成。”归化程维雍序称：该志“条目体例，一仍泾野子之旧。文简而赅，事信而有徵；推衍增益，而不逾其范，其必传也谂矣”。但这种借鉴并非衣钵尽袭，更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删掉了其中的《历数略》和《官职考》，但又增加了《缀录》，可谓有沿有革。

其二，清樊景颜雍正《重修高陵县志》。该志“搜讨亦勤，而缺漏殊多”。樊景颜，字子愚，邑明经，“为博学笃行士也”。（丁应松《重修高陵县志序》）重修县志历时十余年，樊氏在《吕志》基础上增加了《艺文志》，洵属有识。按说白之续修县志，此志以时间较近，理当赓续，但《白志》却不以《樊志》为师法对象，虽然对资料有所取舍，有所援用，但在撰写体例上却直通《吕志》。清雍正十年（1732），《陕西通志》总纂称樊志“是诚实录，可以绍泾野矣。泾野有知，必引为同心，犹之扶风汉史，与龙门并显，其文同而非剿说，其词迁而无殊旨”（沈青崖《高陵县志》序），樊氏也自诩“其褒贬笔削，衷于至当，传信传疑，维公维平”（《重纂高陵县志纪事》），彰显了独家自信。但上述观点，均不被白遇道所认可。白氏坚持修志义理，与吕泾野理学思维完全一致；而《樊志》所在康雍乾时代文字狱盛行，导致考据学风弥漫朝野，两者著述趣味截然不同，故而在思想赓续上也就有了较大的距离。

其三，清贺瑞麟光绪《三原县新志》。贺瑞麟“绍明关学于秦中者也”，而“白子补诸生，受命执贽，从三原贺先生游”（秦安王作枢撰白遇道之父白长洁墓碣），说明两人之间有师承关系。贺氏在《高陵县续志》序中说：“昔范醇夫作《唐鉴》，用伊川先生之说，于中宗每岁书‘帝在房州’。伊川见之，乃曰‘不谓醇夫相信如此’。余不逮伊川万一，而悟斋此志间采拙论义法谬入其中，殆如醇夫之于伊川。”按：范醇夫即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梳理《资治通鉴》唐史编年；伊川即程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当年司马光强调《通鉴》的客观性，但也无法竣拒理学家的实际影响。白氏在县志中屡次采用贺氏“义法”，适足以见证两人的学术渊源。

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的编纂，亦非资料堆砌，而是有其湛深的思想传承统系。作为清末翰林，白遇道传承了吕柟、贺瑞麟的经世思想，并且有所发扬、有所光大。在为其本生父白长义所撰墓表中，贺瑞麟指出：“赵仁甫九族俱残，恨欲投水而卒传程朱之学于北方；李二曲之父战死襄城，招魂葬齿，而身为一代真儒，名闻后世。……今遇道已贵，尤当务其远者大者，讲圣贤之学，即以心圣贤之心，行圣贤之行。如其乡吕文简公（吕柟）之为人，斯不愧立身行道之实，而孝思可慰矣。”按：赵仁甫即赵复，江西德安人，宋元易代之际，身处乱世却将程朱理学传往北方；李二曲即李颙，陕西盩厔人，明清易代之际，仍然坚守孔孟儒学，保持独立的逸民立场。贺瑞麟要求白遇道要像两位先贤那样，“以心圣贤之心，行圣贤之行”，像吕柟那样立身行事，可见其对白氏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遇道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其实也是其思想传承的具体标志。

二

如何评价《高陵县续志》？

要评价这部县志，就不能不与吕柟《高陵县志》进行对照。《吕志》是现存最早的高陵县志，成书时间长，功夫深湛，体例得当，行文简洁，历史上曾多次翻印，影响深远。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陵学者王仲一等因陋就简，再次将吕柟《高陵县志》加以校点整理，并用油印形式加以复制，虽然仅印了七十多册，但其影响力仍然不可低估。

就学术传承而言，两部县志的思想脉络是一以贯之的。特别突出的是，在倡导和秉持儒家道德话语体系方面，两者如出一辙。但是，两部县志的时代差异和主旨选择也显而易见。《吕志》修于承平时期，更富有个性，堪称私修；而《白志》修于剧变时期，应约而为，当属官修。但后者对于前者的继承关系更加明确，其延续性也相当清晰。从史学角度看，《吕志》师承《汉书》写法，而《白志》“仿范氏《后汉书》之例，辑为续志，沿其体例，并窃取其义焉”。

——在篇目设计上，《白志》依照吕柟的修纂体例，仅有部分调整和修改。《吕志》涉及地理志（渠堰附）、建置志、祠庙志（寺观附）、户租志、历数述、礼仪抄略（县俗附）、职官考、官师传、人物传、科贡闲传（恩例贡附）、邸宅陵墓等。两相对照，《白志》篇目虽与之接近，叙事却大相径庭。如《吕志》有县城图、县境图七码，而《白志》增至十八码；《吕志》的《建置志》引文偏少，而《白志》逐一梳理，源流清晰；《吕志》所载《礼仪抄略》源自所任礼职，有的内容未标出处，《白志》则刷新其内容，标明其出典；《吕志》名《户租》而《白志》名《田赋》；《吕志》有《历数》而《白志》竟删节；《吕志》有《职官考》而《白志》舍考入传；《吕志》无艺文而《白志》有《缀录》。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增删，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思想观念上，《吕志》独创《高陵县志》新体例，确已超乎时流。其全志设置七卷、十二篇，吕柟解释道：

故《地理》《河堰》，志复初也。志《建置》，以悯今也。《祠庙》而后《寺观》者何？抑异端也。《户租》《兵匠》《物产》通为一志者何？以兵匠之力，物产之财，皆出于户租尔。《历数》，盖有国者之所事也。高陵小邑耳，不亦迂乎？曰：杨元甫，元之大儒也。被征史局，作授时历。……以其县人也，故述之耳。《礼仪》虽备于集礼而未备也。柟从礼官之后，尝习闻于公所，故因而志之，不敢隐也。其附以《县俗》者，且本礼仪以示必需耳。《职官》之考，亦以存旧章也。《官师》之传，……曰：事有关于其县者，斯志之。且去古则近，去今却远，虽详乎古，犹恐其或略也。《人物》之志者，凡以示后学耳。……科贡恩荫，正人物也。……《邸宅陵墓》，终志也。语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其中对于历法、礼仪、县俗的重视，对于女性的尊重，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白志》则改设八卷、十二篇，并作如此解释：

首志《地理》，考沿革也。次《建置》，废坠之宜修举也。次《祠庙》，成民而致力于神也。次《田赋》，民力普存也。次《礼仪》，为下不倍以寡过也。次《官师》，古之遗爱也。次《人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次《科贡》，敷奏之资也。次《宅墓》，职思其居而思其终也。终以《缀录》，征文即以考献也。惟是传信，莫要于阙疑，数典不可以忘祖，故于《地理》一篇详加考证，以自附于注经之义，而渠堰尤加详焉，所以思古也。至于《建置》必举其大，《祠庙》必崇其正，《田赋》必准之全书，《礼仪》必遵夫定制，上稽典籍，旁采档册，以今视昔，庶几大备。惟《官师》《人物》，年远多湮，不过得什一于千百，故表之不能，谱之不可，条品之不得。只就采访所收，略以年次为序，各为小传，存其仿佛。而一事之善，必本诸口碑；一节之长，必孚诸舆论，不敢意为轩轾，致失实而或损其真也。捻回之变，为秦关一大劫。致命诸人，皆天地之正气，故虽农氓、牧竖、纫女、村妪必详列焉。亦以见人性之善，而慕义者无不可勉也。《冢墓》详录诰铭，记恩泽即以存梗概。《缀录》不遗杂人，鉴往古即以示来兹。固科贡中人，可观感而儆惕；即非科贡中人，亦可旷览而循省也。此固前志之志，而推衍增益，以求不逾其范者也。

两相对照，其沿革关系显而易见。而透过这一篇目设计，其思想导师贺瑞麟则读出了新的思想内涵，并运用近代民本主义思想来解析这个篇目设置，发现了它内在的强烈的民众意识。贺氏强调：

夫志凡以为民也。吾观悟斋之志矣，《地理》详水利，所以达民情；《建置》谨修举，所以恤民力；《祠庙》绌异端，所以正民心；《户租》严经界，所以悯民穷；《礼仪》明典制，所以易民俗；《官师》《人物》《科贡》《宅墓》纪善政，阐潜德，著节烈，征才艺，表流风余韵，所以示民则，兴民行；而《缀录》一篇则又昭炯戒，资考览，亦无非敬民事而通民志。(www.xing528.com)

这就不但在学理上概括出它的基本特征，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出了揭示和阐释。

——在修纂义例上，从《吕志》到《白志》均有其内在的编纂理路。与《吕志》同时代的康海《武功县志》，篇目涉及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等内容，强调记人、记地的统一，强调史志的统一，被认为具有从《春秋》到《史记》一以贯之的褒贬笔法。譬如在官师、人物记载方面，其志中所富有的褒贬官师、臧否人物的政治勇气，即与他具有状元之尊，坚持相对独立的道德话语立场不无关系；吕柟同样具有状元之尊，嘉靖《高陵县志》同样具有道德话语立场，但在对待褒贬的问题上，却相对缓和一些；而四百年后的白氏《续志》，更严肃审慎，很少直接抨击官师、人物：对于官师、人物的优良品质，作者往往是褒扬有加，为其张本；对于那些负面人物，则只志其名姓、职务和任职时限，以不予立传而止。在记述人物时，多通过大量缀录碑志、诰命等原始文献，丰富其形象，深化其载笔，增强其真实性。又如在性别文献的著录上，明代《康志》《吕志》均重视女性记述。《康志》不仅记载其儿媳殉葬的信息，且将其事迹送交国史馆，供国史取材。吕柟曾说：“节妇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妇人者多矣。昔有贤后，人且以女中尧舜目之也。”而“科贡恩荫而能学道，即人物耳。不学于道，是科贡恩荫而已矣”。（吕柟《高陵县志序》）卓然将是否学道作为是否人物的标志，谓女性贤良亦可称为女中尧舜，而科贡恩荫，倘不学道，就不够人物标准。这在理学思潮披靡的时代，无疑具有破天荒的启蒙意义。《白志》于晚清时期在县志中大量记载兵燹造成的节烈现象，一似不遗余力，应该也是这种性别观念的一种体现。

续修志书是保持传统史志之树长青朴茂的一个必要手段。论及续修的办法，既有依样葫芦的办法，又有另起炉灶的办法，既有删繁就简的办法，又有踵事增华的办法。范晔《后汉书》对于班固《汉书》，在材料上删繁就简，有所延续；在体例上加以模仿，将有关时政的论文和文学价值较高的词赋，都收入到每个传主的传记中，所以阅读两汉书，无异于读了两汉的总集，重要的大文章，也都包含在里面了。《康志》《吕志》同样如此，而《白志》得其启发，更设《缀录》，将那些难以附缀的文献，及若干重大事件、重要掌故悉数列出，其体例上的延续性和延展性也都值得肯定。

三

地方志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宏观叙事。一部志书如何处理重大叙事、评估历史事件，决定着这部志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品位。对于《吕志》《樊志》和《白志》来说，由于时代的差异，三者在重大叙事上有所不同。吕志的宏观叙事，在于推广官方礼仪。从国家到地方，从朝廷到民间，高度重视礼仪文化传统，也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最大亮点。吕柟作为理学中人，十分重视用《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来执教施政，所著《高陵县志》中的《礼仪抄略》，就是他“从礼官之后，尝习闻于公所”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取诸官方典礼，“典礼行则俗斯美矣”。（马理《高陵县志序》）其中涉及正旦朝贺礼、迎诏礼、鞭春礼、获日食礼、祭先师礼、祭启圣公礼、祭县社稷礼、祭县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礼、祭乡贤礼、祭县厉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士庶人冠礼、婚礼、丧礼等等，可谓仪轨清晰，理当遵守。而《白志》涉及礼仪规范，其篇名相若而内容迥异。按照钦定《会典》《通礼》，《白志》将清末民间通用的贺礼、节礼、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等一一记录了下来。涉及士人互见、弟子拜师、卑幼见尊长等见面礼，更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髓所在。比较而言，明清两代礼仪规范的历史演变，涉及基层社会的管理深度和社会大众的自治能力，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近代以来随着欧风美雨的激烈碰撞，特别是西方礼仪文化的猛烈冲击，致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被弃如敝屣，这也是需要进行重新反思的一项内容。此外，《吕志》《白志》均记载了县俗，但后者对前者所及内容一语道过，而格外重视生产、生活礼仪的记录，则更多地体现了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其对“城乡有华朴之分，南北有文质之异”等等社会习俗的辨析，至今读来仍倍感亲切，历史价值也值得借鉴。

在地方志书的宏大纪事中，既有常规性的礼仪叙述，更有非常时期爆发的重大事件。原来，吕志设置《邸宅陵墓》，旨在“诏往以示来者也”。“志陵墓而及氐羌者，《春秋》谨微之意也。是皆善政之意，而寓乎醇儒之道焉”。（马理《高陵县志序》）《白志》也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则。譬如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事，就是志书追踪重大历史纪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内容。《白志》就比较全面、翔实地记载了这一重大事件在高陵域内的表现，指出回民起事与太平天国、捻军起事直接相关，并在记载地理、建置、人物、纪事、寺庙等内容时，也都有所笔涉。而其《缀录·纪事》罗列的上起东汉、下讫清末的历代重大事件，其中同治元年至九年各条，也全部是关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事的纪事本末。这对我们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显然是有所帮助的。

与此同时，地方志书作为一种著述性文献，其对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是彰显其记载价值与著述深度的一项指标。如前所述，作为义理类简派志书的代表作之一，明代康海《武功县志》、吕柟《高陵县志》，都录入了大量的致用文献，但均缺乏《艺文志》的专门设置，且《康志》将文献附缀在人物、事件或写实条目之下，《吕志》也是如此。《白志》在继承《吕志》的基础上显然有所变通，而其变通的关键就在于历史文献的灵活处理，即用行文附缀的方式，将一篇篇与人物、事件、实物、舆情有关的历史文献，贯穿于事件、人物、古籍或礼仪活动之中，虽然阅读起来不无附赘之感，但是历史文献的原始凭证性强，其实用性和存史性却都非常突出。至于《缀录》的设置，及其中丛集的纪事、祥异、金石、分封、杂传、乡献诗录、散佚著述、旧志叙说等方面的原始文献，包括还有类似《太史公自叙》那样的著述说明，则更将其编纂用心做了系统的学理解释，相当于该志的《大事记》《艺文志》和《编后记》。

在历史文献的征引方面，精挑细选常常是必要的。《白志》在《地理志》中摘录了历代通志、府志和县志有关高陵县的段落；尤其突出了《古渠堰》《泾渠总论》《泾水议》等经典文献，在云槐精舍介绍中还穿插了追忆主讲吕泾野的诗歌文献；《建置志》中详细选录了城池县署、坊村镇店等建造碑记；《祠庙志》中选录了不少考工记；譬如北宋寇莱公（寇准）祠原名竹林寺，作为明嘉靖年间马理、吕柟总纂《陕西通志》的合作场所，也有所记录。《田赋志》记录了耕地变迁，活动坛场；《礼仪抄略》摘抄了各项礼仪规范；《官师传》不乏诏书、通告及墓志铭或神道碑文字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引用清代邑人赵曰睿的著述作品，赵氏思想超前，观点新颖，批判性强。如其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时说：

善学者如饮酒，味其清醇而弃其糟粕；如赏花，挹其馥芬而略其萼瓣。斯有以益吾肺腑，悦吾心神，庶免伧父笨伯之讥。故读斯编者，须活其眼目，细其心思，得其神不必袭其貌，会其机何如变其用，奉为换骨之金丹，勿拾已碎之刍狗，神而明之，不滞于迹。斯为善学柳下而不致误于墨守之陋也，语有之晓人不当如是耶。

又如其严厉抨击当时谱牒中动辄攀附名人、追认祖先的市侩现象时指出：

厥后世风不古，谱牒之中有市心焉。旧姓之裔，竟以贩贸为寻常；崛起之家，亦以攀援为能事。著郡望，则李必陇西，刘必彭城，崔必博陵，王必琅琊、太原，而见在之里居，渺矣无闻也。矜门第，则崇韬拜子仪之墓，狄斐奏仁杰之裔，而本身之祖父不得而知也。恣援附，则李揆呼辅国以五父，蔡嶷拜蔡京为叔祖。甚至戴铃元老见诮于诗人，丰邑相公致讥于士类。而本属之昆从，视若路人也。呜呼！上以诬其祖宗，下以欺其孙子，而止以供识者之一笑。习俗波靡，江河日下，方自愧推挽之无力，而忍抉流扬波，效尤滋咎哉。昔狄武襄不以一时遭际自附梁公，识者谓较之拜墓者所得多矣。徽州朱典史不祖文公，明祖叹美，遂定玉牒之式。论者谓视唐之远祖老子，识度超越千古，盖诚见夫迈迹自身，光前惟德。故侂胄之恶，不得援忠献之后以从宽；温公之贤，亦无庸承典午之派以取重也。而况晚近冒谱联宗，市侩之用心者乎。

这样的文献征稽，这样的直录不讳，这样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显见其思想价值不可或缺，弥足珍贵。

四

由志及人。两部《高陵县志》的质量高下，与其修纂者的基本素质和社会阅历密切相关。

明嘉靖初年（1622），吕柟应召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三年（1625），置身皇室法统大礼争议。因忤旨贬为解州判官。不久选为国子监祭酒，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对于吕柟的评价，其同窗好友马理所撰《吕文简公墓志铭》有过精彩的论断：

愚考先民，自孟子殁，汉有经史辞赋之学，晋唐人攻书及诗，宋多文（上）〔士〕，然据其言行，考所见闻，见道者鲜。惟董仲舒为西京醇儒，然灾异之说，驳杂亦甚。东汉之末，惟孔明（诸葛亮）卓然特立，可以与权管宁，以潜龙为德，确不可拔。两晋人材，有不为流俗所染、异端所惑，安贫近道者，惟陶潜（陶渊明）一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诗，韩愈之文，为不背道。然甫有啜人残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门上书之耻。况愈辟佛老而复友其徒，任道而牵妓妾毒。杜韩如此，自余可知。赵宋文士苏（苏轼）、黄（黄庭坚）诸人，皆宗尚佛教。富（富弼）、文（文彦博）诸贤，率事僧参禅。惟濂溪周子（周敦颐），学得其精。康节邵子（邵雍），学为甚大。二程兄弟（程颢、程颐），横渠张子（张载），学为至正。晦庵朱子（朱熹），能继诸贤之绪。自元以来，及令见道而能守者，惟鲁斋许氏（许衡）及我明薛文清公（薛瑄）数人而已。公则为汉之辞赋，怀其史材、传其经学而无驳杂之失。工晋人之书、唐人之诗、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词。醇如鲁斋而稽古之功则多，真如文清而知新之业则广。盖其学诣周之精，几邵之大，得程、张之正，与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括弧内人名均为引者所加）

这就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和道德之学等不同方面，将吕柟其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揄扬和定位。而吕氏编修长达三十余年、堪称开山之作的《高陵县志》，仅是他学行修养的具体见证，简练而有侧重，私修特点非常浓郁。《白志》舍像《樊志》，直追《吕志》，形同而内容一新，编纂时间不足一年，完全属于官修。但《吕志》因思想性、知识性而见著，《白志》则因文献性、实用性而昭彰。两部志书，都是理学家、政治家修志的典型例证。

众所皆知，理学思潮肇端于两宋，程朱理学是富有代表性的官方主流派别。其中肇自张载的关学，在明代转而为三原学派，成为新关学思潮的主体脉络。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许多理学家、政治家都投身于史志编修。如康海参与过成化、弘治实录的撰写，后以正德《武功县志》而驰名，章学诚批评其“文人不得修志”，殊不知康海并非站在文人的立场上修志，而是藉以彰显其县域治理观念；马理、吕柟作为理学中人，同时也是政治家，居乡时应邀修纂嘉靖《陕西通志》，实际上所展现的仍然是其经世观念；王承裕撰《宏道书院志》，及韩邦靖纂《朝邑县志》、王九思纂《鄠县志》、吕柟修纂《高陵县志》、孙丕扬纂《富平县志》，乔世宁纂《耀州志》，刘九经纂《郿县志》等，其实也都是这种学术—政治思潮互动影响下的产物。清末到民国的刘古愚纂《陕甘味经书院志》、贺瑞麟纂《三原县新志》、牛兆濂纂《蓝田县志》等等，亦因为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故其所纂修的志书，也都以张扬程朱理学的精神情操见长见著。白遇道纂《高陵县续志》，承吕志而兼学贺志，应该也与其既胜任地方官，又折节教育事业、服膺清麓学派的学术选择密切相关。

吕柟作为明中叶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因出身状元，担任过国子监祭酒，被称为三原学派的“宗师”之一。故其所修纂《高陵县志》十分重视礼仪制度，将官方礼仪植入民间社会。吕氏处于承平社会，将《吕氏乡约》《文公家训》作为乡土教材，致力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改良，这也是他治国理政观念的具体表现。与此不同，白遇道身处清末民初，正当社会动荡之际，因他同样出身翰林，担任过兰州兵备道等官职，所以竭力将理学思想灌注到地方志书的编写中。白遇道尝任《甘肃新通志》总办，参与翰林院预修国史，转而出任《高陵县续志》总纂。可见他继承了吕柟的理学观念，但又师法贺瑞麟的近世经学，其志书成稿历时甚短，用世价值却不容低估。

概言之，从吕柟、贺瑞麟到白遇道，其修志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白志的承续特点：一是作为学术的承续。借鉴范晔《后汉书》的基本义例，有所承续但不蹈袭。其著述观念的改变，与其时代递变息息相关。二是作为道德的传承。吕柟作为关学中人，其宗师地位与三原学派不可分割；白遇道堪称“旧人中的新人、新学中的旧学”。进入民国后，在世即建造生圹，其实是一种历史追怀。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近代民本主义思想的现实影响，其实也是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传统观念的反省结果。三是作为政治的借鉴，吕志强调礼仪制度，旨在加强社会管控；而白志强调道德话语，反对战争暴乱，也有其正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深度思考。

五

整理出版历代旧志文献，是一项有益当代的传世文化工程。对于这项文化工程的重视程度，其实也是衡量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和施政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高陵来说，从县到区的转变，不但是行政建置的沿革，更标志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过去高陵县以农为本，作为关中的白菜心，必须仰赖历代引泾工程的渠水灌溉，否则靠天吃饭就非常困难，粮油大县而财政吃紧，即是一个时期的历史写照。而今，随着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市大都会功能区向北延伸，在泾河工业园的强势带动下，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早已超出了历史时期。这种历史剧变，一方面意味着产业格局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基本域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重大变化。如今，高陵不再是关中盆地一个完全自足的县域单元，原有县城相对于泾河工业园的发展滞后早已无可争议，但最关键的，仍然是其作为西安市这个大都会城市圈的一部分，现已承担了西安市城市总体功能的功能区的一部分。过去高陵县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随之出现新的嬗变、新的格局，如何钩沉当地历史、风俗和文化传统，如何科学评价迅猛转变中的舆情资讯，并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加以活化利用，进而在蔚成西安市整体城市记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持续思考的现实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历史资讯的社会价值不但不曾过时，而且更显深度，更当珍重，更易出新。

旧志整理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官职官责，殆无疑义。作为走向新生的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市要做好自身的现实发展，就有必要钩沉城市记忆，就有必要聚集发展能量，就有必要组织人文资源，因而科学梳理和重新认知这些历史文献，进而充盈、拓展城市发展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就是城市政府决策机关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需要共同展现的一种历史远见和垂鉴意识。但是对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认识历来也很不平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间声频的震荡和社会力量的凝聚，尤其是像高陵这样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书香国土，依靠社会力量来推动地方志整理工作，实际上也是对于转变中的城市政府职能的一种救济，一种裨益，一种理性的呼唤和一种现实的促进。在关爱、关怀和关心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众多社会人士推动下，《高陵县续志》采取了前所少见的众筹办法来推动这部旧志的标点整理和出版问世，我觉得这不光是一种工作方式、工作理念的创新，更是当代社会重视古文化、化解俗文化和塑造新文化的重要标志。就整理质量而言，该志采集了明清以来的不同县志版本，通过编审互动，反覆校核，按照整理规范加以悉心梳理，其基础质量瑕不掩瑜，应予肯定。笔者获悉，整理者之一白金刚还是一位收藏爱好者，长期致力于田野文物的钩沉，致力于抗战老兵的寻觅和救助，其躬身调查和撰写的《白蟒原志》尚待出版，但他们热爱桑梓的情怀和执着用事的精神，无论如何都值得鼓励。有鉴于此，我不但支持这部旧志文献的整理出版，乐意为之鼓呼、为之揄扬，同时希望有更多社会人士关心此一文化事业，投身此一文化工程。简而言之，要将封闭在故纸堆中的历史文献加以活化利用，使之成为当代人们开展城市建设和区域治理的理念支撑，这既是历史的使命，更是我们无上的责任。

（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资深地方志工作者）

【注释】

[1]马理纂《三原县志》，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