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开明，经济繁荣：鼓励忠谏

唐太宗任用贤才的目的，是为了辅佐他治理天下，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听取臣下对皇帝的意见以确保治国方法的正确，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鼓励臣下们“正词直谏”，要敢于“犯颜忤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句话，道出了唐太宗鼓励臣下“正词直谏”的目的。正是基于上述这种认识和目的，唐太宗的鼓励直谏是自觉的、至诚的，也是感人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位皇帝，都不能同他相比。唐太宗即位后，曾多次向臣下阐述正言直谏的道理和意义，鼓励臣下们犯颜直谏。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隋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进谏“称旨”，太宗设宴招待他们，在宴会对韦挺等人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岂虑社稷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并赐绢奖励。

战国时韩非曾经说过：“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封建时代的君主，大多如此。唐太宗为消除臣下的顾虑，因而一再谈到“逆鳞”的事，并赞赏韦挺等人“不避犯触”的精神，意在使臣下们不要从韩非的言论中吸取消极教训，不敢犯颜直谏。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对群臣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手诏答魏徵说：“何曾（晋武帝时任太傅）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词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守天下难易问侍臣，侍中魏徵答对说：“甚难！”唐太宗说：“任贤受谏即可，何谓为难？”魏徵答道：“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问魏徵：“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唐太宗说：“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褚遂良说：“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唐太宗有关求谏的言论，有以下十个要点：

1.守天下、治国家在于任贤受谏。即所谓“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

2.正词直谏，裨益政教。见于唐太宗于贞观六年（633年）对侍臣所言。

3.求谏的最终目的，在于致天下太平。即所谓“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4.人主日理万机，过失难免。即所谓“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www.xing528.com)

5.人主藉忠臣进谏而知过失。即所谓“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6.求谏亦有助于人主了解下情。即所谓“但思正人匡谏，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7.为开直言之路，上封事者不得“讦人细事”。否则，“朕当以谗人罪之。”

8.鼓励犯颜直谏是区分真假纳谏的试金石。这可以从“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中得到说明。

9.纳谏时不得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立即改正。即所谓“业已为之”、“业已许之”，“此则危亡之祸”。

10.开怀抱纳谏诤是明君应有的雅量。即所谓“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唐太宗鼓励臣下正词直谏，对臣下的上书进谏十分重视。贞观初年，他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卿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为鼓励臣下直谏，唐太宗采取奖赏的办法，对直谏者多所赐予，其事例不胜枚举。

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徵，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

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曾经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以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都不是好弓。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过去鉴别的不精。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我怎么能都懂得呢？”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的时候使用。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修复洛阳宫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宫，大兴土木，用2000人拉一根大柱，从几千里以外运到洛阳，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多么大的苦难。如今，战争刚刚结束，财力不如隋朝，人民的元气还没恢复，陛下却先修缮洛阳宫，这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比桀、纣如何呢？”张玄素说：“如果这个工程不停止，陛下一定会得到和隋炀帝、夏桀、殷纣一样的下炀。”尽管这番不客气的批评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唐太宗还是进行了认真的考虑，觉得张玄素的话有道理。他感叹地说：“我考虑不周到，你说的很对。”于是立即下令停工，并且赏赐张玄素200匹彩缎。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把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有什么不好呢？”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有关“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直书其事，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栋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鼓励。

有一年，唐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徵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18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18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两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当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从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徵了，并且提升他担任了太子太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现在的河南省寿安县）休息，因为对他的用膳安排不周而大发脾气。魏徵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遭到百姓反对，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能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听后不觉一惊，说：“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中肯的话了。”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诫鉴。他对魏徵说：“我现在知道我的过错了，我愿意改正，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和你相见！”

由于魏徵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对皇帝的批评毫不留情，唐太宗对他既尊敬又畏惧。一天，唐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鹞，看见魏徵走进来，怕魏徵责怪，急忙将鹞藏在怀中。魏徵假装没看见，向唐太宗奏事，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的时候，鹞已经闷死了。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他杀谁。唐太宗说：“魏徵常常当众顶撞我，使我下不了台，真可恶！”长孙皇后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只见她穿着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很奇怪，问她贺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今天魏徵敢直言，就是因为陛下圣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唐太宗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马上心平气和了。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到穿戴是否整齐；用历史做借鉴，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看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