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技术在商业条件下,再一次突破了瓶颈。印刷可能看起来与艺术全然无关,但想到任何形式都要通过它才能变成人们面前的东西,那么就应该知道印刷的发展有多么重要了。在艺术领域里,艺术家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任意地去创造可能的形式;对于插图画家来说,再一次遇到了印刷技术这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插图只能是黑白线面的线描、版画、黑白画、水墨画,它们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但实际上却是因为水粉、油画这些色彩层次复杂的画面根本就不能大批量印刷出来。所以,印刷技术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书籍装帧领域,彩色插图能否获得大量印刷的可能。不过,这个时期内印刷技术的状况给插图画家造成困境,迫使他们从艺术角度出发,在仅有的几个领域里,把可能的因素都充分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形式多样的黑白两色插图。
1974年8月,为解决我国印制彩色报纸所必须解决的计算机照相排字这个课题,中央提出了“7481工程”项目,发动全国的印刷厂和高等学校研制汉字的计算机照排系统。1978年,北京大学的王选采用当时最新的信息压缩技术,由北京大学、潍坊光华公司和杭州传真机厂共同研制出第一套样机,在新华社排印内部稿件;1986年,在《经济日报》社投入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王选等研究者研制出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解决了我国图书报刊信息化、系统化处理的关键问题。“7481工程”推进的同时,由国家经委组织当时的新闻出版、电子、轻工、机械部委成立了以范慕韩为组长的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考察了国内外印刷技术发展情况,拟订了“照相排字、电子分色、高速胶印、装订联动”的方针。到20世纪80年代,重点印刷厂已装备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印刷设备,中国的彩色报纸已不只在一地印出。“1993年10月,新闻出版署向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和北京新华彩印厂下达了‘彩色桌面出版系统高档彩色复制工艺研究’的课题,正是由于印刷行业取得的这项重要成果,才有力地推动了印刷业彩色复制技术的进步。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是我国彩色图书出版逐年丰收的时期”[10]。
在出版领域里,“1978年12月国家出版局委托中国印刷公司在北京召开电子分色印刷四色制版印刷技术交流会,进一步推广电子分色、四色制版印刷的新工艺。1979年全国已进口电子分色机38台。到1987年全国出版系统已经拥有电子分色机102台,彩色制版基本上实现了电子分色”[11]。“1983—1992年电子分色机从不足50台发展到500多台;多色胶印机从50多台发展到近500台;精装平装联动生产线从不到10条发展到170多条;图书平均印制周期从200天左右缩短到不足100天”[12]。此时的印刷是以“PS版”为主,由于采用感光性树脂和黏结性树脂作涂层,印版分辨率高,层次丰富,吸墨、传墨性能优良,还原性好,通常为2%~98%,可印精细彩图。这为将照片引入插图提供了可能,但是对于这一形式多把握不足,较少有能发挥它的具象特征而形成富有意味的文学插图的。张守义对于照片元素的利用是将他的手绘作品与照片相结合,以两种不同造型方式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插图画家个人的手绘技能,而这又要求插图画家具有较高的艺术能力。所以说照片作插图不是一条终南捷径,而是一个增益创作艺术的手段,插图的发展仍然要求插图画家从基础出发。(www.xing528.com)
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得色彩的多重表现成为可能,社会的发展促使色彩的解放,对于色彩的运用更加自由灵活了。从社会整体来说,在以往的时期里,色彩本就非常单调,此时的色彩随着社会气氛的轻松而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读者对于色彩的要求是自然的。插图画家自然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在色彩应用上的天赋,让多变的色彩在造型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此时的黑白画要么消失,要么对比更加强烈,但这时只是视觉感受而已,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因素大大降低了。与色彩相关的,便是对光的应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光、亮”与这个时期里的光、亮相比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要求在于画面要被安排在灿烂的天空下,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想象中的色彩和明亮,可能并非表现在画面上。而现在这个时期里的插图则是以画面上的视觉感受为基准,在实际生活中反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光亮对比、色彩表现,但是在画面上却出现了。这种自由带来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颜色的泛滥,艳丽的颜色肆意充斥画面,在过多的视觉刺激之下,色彩原有的力量消失,淡素、灰度的色彩重新受到认识。即是说,色彩如何才能用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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