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专门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成立之后，首批业务中就包括继续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化建设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21种，包括重印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等。“文艺建设丛书”共19种，包括柳青的《铜墙铁壁》、刘白羽的《早晨六点钟》、孙犁的《风云初记》、柯仲平的《从延安到北京》等。1954年“3月10—15日 中央宣传部召集北京、上海有关文学、美术出版社及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改进文学和美术出版工作。议定：（1）首先着重出版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伟大事业及有先进思想品质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同时应有计划地出版世界和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美术作品”[4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到1962年，出版了一大批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出现了1949年后文学出版工作的第一个高潮期。[45]在各种体裁的作品中，新创作的小说收获最为丰富，其中长篇小说尤为突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反映抗美援朝的杨朔的《三千里河山》，陆柱国的《上甘岭》；反映社会主义变革和建设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等等。面对这样兴盛的文学状况，可能有人会质疑，当时的人口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和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如此，各个行业都有林林总总的各类人物。与之对照，似乎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现在却平静、寂寥得多了。究其原因，可以从各种角度展开，但归结为一点就是——现在不需要了。
如许多的新题材、新内容的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局面的主流，“新”是整个社会的关键词。文学作品出新，插图在内容表现上就不得不出新，在造型手段上也要不断出新。来自国统区的艺术家们对这一点感受最深，他们的一大感受就是不会画了，不知道画什么、怎么画才是符合要求的。而来自解放区的艺术家们则有着较多优势。但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很久，因为主流形态主动去帮扶他们下乡、写生，组织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文化、艺术部门进行方向指导。所以，很快就确立了风格要写实，内容要反映现实生活，对象是劳动者等一套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范式。
在表现古代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国统区艺术家具有极大优势，邵宇就曾对王叔晖说，画刘胡兰不是你的长处，希望你再画画《红楼梦》。而在表现革命、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中，解放区受西方艺术影响较大的版画则成为这一时期插图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鲁迅的特殊地位、他对木刻版画兴盛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以及他卓有成就的文学作品，都使他的作品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版画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此时期版画的表现看，采用哪种方法并不重要，如果不是为了表现景物，如刘岘所创作的《百花齐放》插图中对结构的表现，将以简洁形式造成强烈对比作为最主要的方法。除了黑白版外，“套色”这一中国传统的表现技法重新受到重视。路坦为《高玉宝》所作的插图、顾炳鑫为《药》所作的插图，加套昏黄色，共有黄、白、黑三色。这三种色彩在运用上都不是遵循它们的光线客观构成，而是从色彩构成上考虑的。因此，这种三色版实际上不过是对黑白版略加发展而已。艺术意义上的多色套版有黄永玉的《阿诗玛》、周令钊的《王贵与李香香》，它们以稳重的平涂色彩构成，类似于民间年画的色彩对比。(www.xing528.com)
接受1949年后的艺术教育、受苏联油画艺术影响的新一代艺术家也出现在插图界，如孙滋溪、侯一民和裘沙等人。孙滋溪以油画这种以前从未在插图界出现的艺术语言为《林海雪原》创作插图；侯一民虽然用的是水墨的方式，使用的却是油画的语言，以严格的写实功力对物象进行刻画；裘沙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插图中以炭笔素描的方式进行刻画。对于这些第一身份是艺术家的插图画家来说，他们所接受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造型方法，相对于前辈艺术家来说，他们与商业社会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也没有连环画家那样大批量创作的经验，更没有以卖画作为谋生手段的经历，架上绘画是他们最主要的练习。这是一条在新社会、新时代下的新型插图画家成长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插图画家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里插图画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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