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边倒”的指导思想下，大量苏联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政治需要使得苏联文艺在翻译时获得无与伦比的优先权。“与‘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盛行不同，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多少与‘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22]所以，当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时，也就直接表现在了文学翻译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所关注的主要是苏联当代创作，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等。“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三千五百二十六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总种数的65.8%。”[23]而在中苏交恶之后，“许多俄罗斯经典作品和苏联文艺被当做封、资、修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和批判。只有《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经过严格的筛选与甄别，认为符合反修防修的要求而准予翻译出版。”[24]但总体看来，对苏联，包括俄罗斯文学的介绍是所有外国文学翻译当中最为系统化、全面化的。苏联文学大量翻译进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叶尔绍夫兄弟》《真正的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顿巴斯》《金星英雄》《卡巴耶夫》《时间呀，前进！》《不平凡的夏天》《磨刀石农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出来的，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高潮。有些古典俄国文学译本经校订后重印出来，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怎么办？》《被侮辱与被伤害的》《苦难的历程》，还有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没有翻译的高尔基著作也被翻译了过来。1956年高尔基逝世2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一套《高尔基选集》，至1965年共出版16部，包括10部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戏剧集、回忆录选、文学论文选、特写集等。[25]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出版停止，1979年重新组成专门委员会编辑《高尔基选集》，基本包含了高尔基的全部作品。
1949—1979年30年间，中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共有85个国家、1 909位作家的5 677种书[26]，除苏联外，其他国家的进步作品，像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这种革命文学作品同样都被挑选出版出来。到“文化大革命”前，40多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包括小说集、小说、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被翻译过来。此后直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在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林》《在外地主》和《蟹工船》。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美国文学很少有机会进入中国。“局限于少数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德莱塞晚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作品翻译出版得最多，包括《美国的悲剧》《欲望三部曲》《天才》《嘉丽姐妹》《珍妮姑娘》《堡垒》等近十部。”[27]这些小说要么深刻揭露美国社会的丑恶面，有助于中国读者批判、自警；要么就像马克·吐温那样，有独特的幽默和童心趣味，在任何时代都能受到欢迎。鲁迅时代就已大量出版的《哈里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耶历险记》《王子与贫儿》，还有《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镀金时代》《在亚安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在此期间都印过数次，每次的发行量也很大。对于世界经典古典文学，1953—1961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每年都会出版相关文化名人的著作，如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郎费罗、易卜生、海涅、彭斯、马克·吐温、泰戈尔等人的作品达数十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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