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插图艺术史：17年成果（1949-1966）

对于该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个风格特征明显的时期，作为单独的划分，其余时间统归另一个时期划分。从这两个大时间段内所具备的逻辑看，因为政治对于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绝对影响，所以这些变动都迅速表现在插图上。因此，社会变化有多少，反映在插图上就有多少分段，但最后还是要从大处入手，宏大地划分。

1949—1966年为第一个时间段，这个时期一般是用“十七年”这个概念表述。在此时间段内，还可以将1957年作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段。1949—1957年，社会上各种运动的影响还不大，插图界是相对平静的。插图画家在许可的大方向上得以各施其能，把他们的个人艺术特色自由地表现出来。此时期的插图创作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宽松的社会环境、相对舒适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艺术家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创作插图。

从政府指导方针来看，1954年的“3月10 —15日 中央宣传部召集北京、上海有关文学、美术出版社及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改进文学和美术出版工作。议定：（1）首先着重出版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伟大事业及有先进思想品质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同时应有计划地出版世界和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美术作品”^[1]。此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是客观的，虽然要放在对新社会、英雄人物的反映之后，但基本上二者是具有对等地位的。这种平和的态度对于插图的创作来说是良好的社会背景条件，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基本能按照自己的艺术风格进行插图创作。

从艺术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艺术家都被纳入体制内。无论是来自国统区的自由艺术家们，还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都被统一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单位。各单位按等级提供方方面面的生活安排、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工资待遇，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创作插图的稿酬是额外收入。可以说，此时的制度保证了艺术创作充分自由的空间。而且，从社会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是要求稳定和巩固已有成就的时期。在该时间段内，整个社会处于恢复和重建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更加丰富、完善的发展空间。

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在形成之后，一般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形成一个成熟的形式之后，在造型上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发展，这其实是一个模式不断稳定、成熟的过程。艺术随着艺术家的不断努力而走向技术，这大约是每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轨迹，插图画家也不例外。所以，如果他们的绘画风格能够被允许延续的话，那么他们自然还是会延续以往的风格，至多在某些造型上对新环境进行适应。此时的插图画家们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个人成熟风格的，如果处于这种商业环境之下，出于保证读者群的需要，他们可能需要维持以往的固有形式，较难作创新。而事实则不然，生活有保障的他们可以在个人已有水平之上继续完善，主动去适应新的要求。邵宇曾对王叔晖说，画刘胡兰不是你的长处，希望你再画画《红楼梦》。即使排除“新年画运动”所带来的对鲜艳色彩、细致造型的影响，在创作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对原有形式的丰富如果存在可能，那么就能够迅速表现出来。版画家们在版画上迅速超越黑白两色，多色套版大量出现。从整个群体来说，薪火相传的承继方式迫使下一代人不得不出新，新的要求由没有太多历史负担的新人来实现也是现实所需。一代新人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可能把前代人的局部进行细微改变，发展成自己时代的特色，就此把量变转变成质变。(www.xing528.com)

从出版角度来讲，出版社不必为销售费心思，为创作出好的插图作品，出版社会给插图画家一段自由的时间和一部分费用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前期准备，这为插图画家创作出优秀的插图作品提供了保证。“各出版社在组织作者方面都很下功夫。像北京、上海等地大的出版社还积极培养自己单位的专业画家。并在深入生活、收集资料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那时，几乎各画种都有不少名家参与，出了许多好作品。”^[2]

1957—1966年是第二个时间段。如果说上一个时期是继承原有基础上的繁荣，那么这一时期则是更强调新的发展。中苏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的对外空间进一步缩小，对内的关注成为重心。对苏的“一边倒”变成通过开发民间艺术来创造新时代的特色，反映新的时代要求。“红、光、亮”的形式特色因“新年画运动”而渐露端倪^[3]。另一方面，1957年，很多艺术家离开了工作岗位，进行创作的插图画家的人员数量减少了，但这一因素尚不能对时代风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从文学作品的构成上来说，这一时期突击出版了大量服务于政治的小册子。这自然不能为插图画家创作插图提供时间保证，浅显的小册子也难为插图创作提供文学内涵基础；在社会意识的转变上，中华书局要在10年内“用马列主义观点，从5万种古籍中选出5 000种汇编成100套丛书”^[4]。其间，1962年的重新调整使得文学出版一度回归正轨，艺术家重新获得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社论指出，目前书籍出版工作中存在一方面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积压和浪费的现象。“当前书籍出版工作的迫切任务是：努力满足群众迫切需要的书籍，控制和减少一部分可出可不出的书籍，尽量避免同类书稿内容重复的现象，坚决不出版那些内容空洞、篇幅冗长、质量低劣、脱离群众实际需要的书籍。”^[5]因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出版数量虽然明显减少，但在头两年仍然能够满足读者需要，还可以称得上相对繁荣，但自1963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逐渐增强，文艺创作也就萎缩了。1963年以后出版的有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多，有影响的是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部），还有梁斌的《红旗谱》的续集《播火记》。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也还受读者重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也有一定的影响。^[6]这里指的是新书的出版，对于早已出版过的图书来说，到1966年为止，重新出版印刷过一定数量文学书籍。

可见，经过这样的运动之后，插图在上半个时段里所取得的成果，在此时已经被改变了。其一，新文学作品的出现必然使文学界不断改变面貌；其二，出版这一因素的作用更加凸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政治主导下的出版社在选取出版对象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出版状况的可能性。因此，1957—1966年的风格，一是由社会政治主导下艺术形式变化所影响的插图表现；二是出版中的选择所决定的插图最终表现。所以此时的风格是由社会形势所主导形成的，艺术规律本身的发展所拥有的作用则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公众所看到的插图作品是经过选择之后的展现，如果单从插图画家个人的作品集来看，可能就较难进行这种分期的断然划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