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视觉艺术的现代主义由1913年在纽约举办的“军械库画展”拉开序幕，这在学界已初成定论[46]。诚然，正是通过这次展览，印象主义、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荷兰风格派等诸多现代流派顿然呈现在美国公众和艺术家、批评家、画商面前，但这绝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现代艺术交流始于“军械库画展”。事实上，美国早期现代主义画家们大都有过旅欧经历，而且他们的第一站几乎都选择了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47]。然而，即便是他们当年在巴黎与那些现代艺术的领军人物有所接触，也并没有对当时较为激进一派产生兴趣[48]。
也许是因为在形式上更加契合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崇尚理性和工业文明的美国社会，在所有欧洲现代主义风格中，立体主义的影响应该说最为广泛。这也说明，欧洲现代主义对美国艺术的影响绝大部分表现在形式上，是一种跨越了社会语境施加的影响，与之相比，法国的野兽主义和德国的表现主义的影响则需要建立在个人审美感觉的基础之上。当面对这些更加狂放不羁的风格的时候，20世纪初的美国艺术家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得较为内敛，更多以理性的分析作为脱离传统绘画程式的前提，因此难以接受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那种夸张的情感。
此外，美国和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传统，美国的艺术传统来自于哈德逊河画派对于大自然的征服和讴歌，带有乐观的进取精神。到了20世纪初，这种精神又在工业技术的大发展中继续升温，而欧洲则不同，世纪末的集体焦虑与“一战”的战火纷飞让无数生命惨遭涂炭。当初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以及现代性的合理性已然在欧洲人的心际开始发生动摇，“苏黎世达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正是此一时期虚无情绪在文化领域的表现。而现代主义背后的这些悲观情绪无法得到美国艺术家们的感受和同情，因此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艺术语言上都很难走上同样的道路。例如，呼唤现代化、工业化的未来主义本应该和美国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产生共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未来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远不及立体主义绝非是因为曝光率[49]。从精神生活而言，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信奉改革主义传统而非革命，而未来主义表达出来的那种暴力倾向与之格格不入，那些激进主义的信条在美国找不到基础，对于美国现代主义的这些“新教徒”而言，彼地舶来的义理曲高和寡，所以美国现代艺术的本土化开始于将立体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确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既契合了社会进步的观念，又与本土的艺术传统一脉相承。(www.xing528.com)
“精确主义”实际上并非一个流派，它没有“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那样的宣言，甚至也没有有意识地组织什么活动。但这个在表面上缺乏组织的风格流派却获得了国际认可，成为20世纪初颇具影响的美国绘画的代表之一。在大多数“精确主义”作品中，一切形象都被赋予了最为简单明了、精确规范的气质，此外，装饰成分也被减弱到了最低限度，大部分此类作品中看不到光怪陆离的形象。从此派成员的艺术经历来看，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立体主义作为自己现代艺术探索的起点，但他们却并没有长久地留恋于抽象，而是将立体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中，也正因如此，很难将某位艺术家确定为“精确主义”的发起人，因为他们的风格本身也是彼此有别，其中，约瑟夫·斯特拉（Joseh Stella，1877—1946）、查尔斯·德莫斯（Charles Demuth，1883—1935）和查尔斯·席勒（Charles Sheeler，1883—1965）三位艺术家的探索最能够代表“精确主义”的风貌，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美国那个如火如荼的“咆哮时代”的集体精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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