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前的缤纷：20世纪初美国现代艺术

同欧洲的情况一样，美国的现代精神也出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知识水平的提高，此时，文化、科学、技术、心理学、宗教学的界限被一再打破并相互融合，对于既定概念的认识也不断受到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挑战。此外，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识字率的不断提高，在世纪之交的各种报纸、杂志上，随处可见将其他国家的文化与美国进行比对的文章，使得美国的民众逐渐开始有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23]；从历时性而言，“世纪末”（fin-de-siècle）是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对于有些人而言，“世纪末”意味着浓浓的怀旧情结，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词却暗含着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憧憬。当然，“世纪末”更意味着当代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的自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A.T.马翰（A.T.Mahan）所言：

无论是对于生命的终结、某种关系或某个时代的结束，尽管“终结”这一概念是纯粹的人为界定，但却诉诸想象，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自我意识而言：我们这一代人为自己发明了“世纪末”这个词来表示某种信念，以此来参照我们自己的声音与自己的进步。这个词，不仅回答了我们来自哪里，也回答了我们将去向何方。^[24]

19世纪的各项成就足以让人们对崭新的20世纪充满信心：科学与工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合，工业文明将成为20世纪美国生活的主导^[25]。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崛起、迅速的商业化与消费社会的不断形成都凝结在了20世纪的主要标志——摩天大楼的建造中，这也成为日后纽约众多现代艺术家们反复描绘的对象，因为摩天大楼是现代精神最集中的代表。在世纪之交，由于商业文化的迅猛发展，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摩天大楼的建造，正如一位作家描述的那样（图1.7）：

在1902年5月1日之前，仅纽约就有总值1500万美元的摩天大楼工程竣工，而在全国范围内，据保守估计，将会有至少3000万美元被投入到商业建筑中。^[26]

图1.7　美国早期著名摩天大楼“熨斗大厦”建造过程，完工于1902年

除了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外，在世纪交替时美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体现是科技发明的层出不穷，这些发明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更为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例如1892年福特发明了汽车（图1.8），1899年马可尼公司（Marconi）发明了收音机，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进行了第一次飞机试飞（图1.9）。^[27]

图1.8　亨利·福特的第一款汽车，1892年

图1.9　莱特兄弟的第一次成功试飞，1903年

其中，与视觉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学成像在世纪之交也获得了革命性的突破。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1845—1923）发现了X射线，自此之后的短短十年时间内，成像技术也被用于显示电能和声光信号方面（图1.10和图1.11）。^[28]对于微观领域的科学探究的视觉化，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知识，也带来了新的审美特征，并被当作纯粹的审美性图片刊发于当时的报刊上（图1.12和图1.13）。^[29]对于自然界客观的影像记录在日益启蒙的公众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层面，使人们对于信息的接受更加趋于实验精神和唯物主义。同时，也让视觉成为最具优势的感官方式，在人们接受信息、感受现代性的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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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电火花冲击波产生的声波成像1900年发表于《自然》杂志

图1.11　电火花冲击波产生的声波成像（线图）

图1.12　威廉·康拉德·伦琴用X光拍摄的妻子手部照片，1896年

图1.13　利用声波显示仪呈现的四种不同乐器的声波（从上至下依次为：长笛、竖笛、双簧管、萨克斯），1916年由美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代顿·米勒（Dayton Clarence Miller，1866—1941）制作

现代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是人对于自身的潜意识和心理机能的不断探求，这是人类进入理性和现代精神状态的标志之一。正如康德关于“启蒙”的著名论断：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30]

对于意识的探究是现代人走向自我完善和科学自我认知的前提，例如，“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术语就首次出现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中。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图1.14）的力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出版一年之后被翻译成英文）所产生的影响更是超越了心理学的范畴而成为影响整个人文学科及艺术创作的里程碑。其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心理不仅受理性约束，也同时受到非理性与潜意识的影响。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对于人的心理产生的副作用也是现代性本身的产物之一，并且早在世纪之交时就已被注意。有人开始觉得，物质与商业的进步所带来的并非是全然的有利方面，飞速发展的美国社会也给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压力。甚至还有人将“神经紊乱”归咎于美国商业化无节制的发展^[31]。当代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压力对个体心理构成了威胁，加之这个时期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政策上的放任自由，让一股虚无主义注入了公共领域。^[32]这种矛盾和危机成为新旧世纪之交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一方面是空前的利润创造，另一方面是个体内心世界的极度贫困，而这也正回应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工业化的发展与个体的异化。

在此背景下，哲学与宗教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将道德与精神价值与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进行匹配成了摆在哲学家和宗教领袖面前的难题。这种危机感让教会与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大的分歧，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越来越受到特别是美国商业社会的青睐。^[33]那些精神领袖们在此时面对的新课题是：如何在科学唯物主义与贪婪的商业社会面前挽留住神秘、信仰与自我的力量？而这样的难题却在20世纪初的现代艺术中找到了答案：科学、信仰与艺术的创造被等同了起来，复杂的心理体验也被赋予了视觉化的表征，因为现代主义艺术不仅是现代生活与现代环境引起的视觉经验的产物，而且也体现了现代人希望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保留自我的企图。

图1.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