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白庆林：一位云里飞的故事

从根说起，我们家的祖辈们原住在北京西直门里，靠摆菜摊为生。提起我家老祖先是白布将军，属于镶白旗的汉军，在旗人中是最次的一个旗，因为我们不是随着清兵进入关里，而是从关内随清兵来到北京城的。

我的祖父白庆林，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逝于1941年，活了七十三岁。我的老祖在我祖父小的时候，把他送到京戏班学戏。当时北京梨园行，除四大徽班外，还有嵩祝成戏班，我祖父在该班坐科学艺七年，他学的行当是开口跳，象杨香武、朱光祖、时迁这类人物的戏，全是他拿手的好戏。他在表演上，武功扎实，身段灵活。在清末庚子前后，北京各戏班演戏，他全参加过，与谭鑫培、梅巧玲等老先生们同过台，轮流在三庆、庆乐、广德、中和、天乐（华乐）等戏园演出，可是他并没有成为名角，只是一般演员。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吃戏饭很困难，“会干的是戏饭，不会干的是气饭”，所以他决意改为“撂地”作艺。但是庚子年北京因遭受八国联军侵占，市面冷落，撂地又赚不了钱，我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去京东各县，参加野台子戏班演出，结果他们爷俩还是挣不了多少钱，不得已返回北京，照旧“撂地”卖艺，以养家餬口。

祖父白庆林在“撂地”时，感到限于演出条件，不能按戏班在戏园的正规演唱办法演出，于是他创出一种所谓“滑稽二黄”，即演唱一些京戏爱好者喜欢的唱段，从戏中找笑料，以博得观众哈哈一乐。这种表演别开生面，化妆极其简单，只用大白粉在眼眶外边画上两个白圈，再按不同的剧中人物，穿上相应的“行头”，就算齐备啦。而这些行头是用一些零星破烂品代替的，比如祖父常戴的豆包帽，支出它的两个耳子，就当“相纱”；用自己穿的破大褂当蟒袍；用自行车的里带当“玉带”；用一根木棍儿拴上一块布，就当作“令旗”。特别是他用当时的“哈德门”、“红锡包”、“大联珠”等牌子的香烟盒，做成形状各异的戏帽，五颜六色，很是滑稽。表演时，他用嘴当胡琴和锣鼓，抓哏取笑，插科打诨，使看戏的不由地从内心发出欢笑，经常使观众笑得直不起腰来。

祖父初创这种滑稽二黄时，我父亲年纪还小，由于演出的需要，他经常跟着我祖父在演戏中赶角儿唱一出戏，爷俩配合默契，使演出妙趣横生。例如，在演唱《连环套》时，先表演“插刀盗钩”，祖父饰朱光祖，先唱“石榴花”和翻斛斗吸引观众，然后祖父和父亲又分别扮喽罗兵。祖父问：“做什么的？”父亲答：“奉寨主之命，下山打一桩好买卖，禀报寨主知道。”祖父又问：“可有腰牌？”父亲答：“怎地没有！”接着他唱“从身上取下腰牌，何言列位去交待，见大王急忙交差，见大王急忙交差，山底下来了好买卖。”这时就翻斛斗，翻踺子，小翻四十个，最后走到场子前边，来了一个虎跳前坡，一条腿站着，念着锣鼓经“崩、登、仓”用手一指观众说：“掏钱！”引得观众哈哈一乐，于是纷纷解囊掏钱。

要完钱以后，接着表演“拜山”，两人又变换角儿了。祖父饰窦尔墩，父亲饰黄天霸。演到送黄天霸下山时，祖父骂父亲：“出去吧，小王八蛋！”父亲说：“您骂我小王八蛋，您在哪里？”祖父说：“我成了王八啦！”这是一个“包袱”，引得观众哄然大笑，于是又趁机向观众要钱。

在演《蜡庙》时，祖父饰费得功，父亲饰费兴，当祖父唱到“孩子们带路去逛蜡庙，太岁逛庙神鬼哭嚎”时，祖父抬腿，口中念“达得康切布鲁康切康”的四击头锣鼓点儿，来个亮相，父亲趁势翻个吊毛，祖父再来一个亮相，告诉父亲：“我的棉袄撕啦！”这时我父亲向观众一回头说：“掏钱！”

在表演《阳平关》时，祖父饰曹操，他把头上戴的“豆包帽”两边耳子耷拉下来弄平了当作“相纱”，穿上一件大褂当蟒袍，又用一根小棍儿拴上一条手巾当令旗，打扮成曹操模样。他对观众说：“我学黄润甫先生的曹操，就学他饰曹操上山这一段，您看我怎么上山。”于是他就摇摇摆摆地表演曹操上山的姿势，唱“白山脚下火焰飘，旌旗招展空中摇，下得马来某就上山道。”上去绕个弯，再唱末一句“学韩信在九里山把令摇。”跟着把令旗一摇，往后一背，活象孤哀子打着魂幡模样，这时父亲搀着祖父哭着说：“孝子道谢啦！”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这就是祖父在“撂地”场上演出滑稽二黄的情形，每唱一段敛一次钱。他所创兴的这种京戏唱法，很受一般市民的欢迎。他在演唱滑稽二黄时，装龙象龙，装虎象虎，特别是他有扎实、灵巧多变的武功，表演虎跳前坡、台蛮、踺子、小翻、铁门坎等，都非常熟练，尤其是他的铁门坎，能来回表演达十五六个或二十个，气力始终充沛不衰，且能翻很高，一般人只翻一个番，我祖父能够高翻两三个，象在天空翻腾一样，因此人们称他为“云里飞”，成为天桥“八大怪”中的第一怪。

第二怪是“楞米三”，以“开”石头出名，他能把整块石头用手剁开。如果连续数到“三”没有把石头剁开，他就不向观众要钱。人称他为“楞米三”，在天桥也是一怪。

第三怪姓黄，唱木板大鼓，净唱荤段子，很能逗哏，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而他自己板着脸毫无笑容，他的怪就怪在这里。

第四怪是“老万人迷”，是“万人迷”李德鍚的父亲。这位老万人迷先生，脚上是六个脚趾头，他老是光着脚丫，显露着多的一个脚趾，这个脚趾象其他脚趾一样，能活动自如，故人们称之一怪。

第五怪是说相声的前辈老范先生，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只知他是焦少海的师傅范瑞亭的父亲，天生是个豁子嘴，嘴皮子艺术不行，不能说绕口令，一说绕嘴的“活”，嘴便成三叉嘴，乐的时候牙都支出来。

第六怪是盘杠子的赵瘸子，他两条腿全迈不开步，用脚蹭着地面走。但是练杠子的功夫出奇，无论是上手功夫，或者是立大顶、磨盘，全表演得很好。特别是“扯旗”功夫，他能倒着拔上去，又能倒着拔下来。(www.xing528.com)

第七怪是说评书的老周先生，是说相声的“周蛤蟆”周德山的父亲。他的长相是大肚子，小脑袋。他的场子上有一张桌子，桌底下有一条他心爱的狗，他每说完一段向观众要钱时，这条狗就汪汪地叫起来。观众们一听狗叫，就知道他在要钱了。

第八怪是“管子张”，他善吹小笛子，故得此绰号。他既能吹奏乐器，又会口技，特别是学鸡鸣、狗吠、驴叫等，非常逼真。他在场地上立着一个圆筒形的布帐子，每逢表演时，他藏身帐内，学些大姑娘、老太太对话的口技，全是荤的，绘影绘声，维肖维妙，很能引人入胜。他说一段，吹一番唢呐，然后掀开布帐子出来要钱。但是他从帐子里一出来，观众就走散了。人们对他说：你应当先要钱，然后再说口技。他不改，总是先吹完了、学完了再要钱，因此人们说他是一怪。

天桥“八大怪”过去很出名，老北京人都知道。

祖父到了五十几岁，由于生活的艰辛，体力日趋衰微，翻不了觔斗，于是就“弃武就文”，走上了说评书的道路。他拜评书艺人恒永通老先生为师，学说评书《西游记》。他拜师是经我外祖父灵文圣介绍的，我外祖父也是旗人，在清末说评书的当中，是文字辈，辈数最大。

我祖父改说评书时，他的艺名叫庆有轩。他自己原来有《西游记》小说的底子，自从拜了恒永通为师以后，由恒师傅把《西游记》中一些精彩章节的内容串上，让它连贯起来，由唐玄奘降生说起，到通天河完，形成一部生动有趣的评书。

祖父说评书的方式叫“鱼鼓简板”，就是在说书时，手里拿着一个筒子，筒子口蒙着鱼皮，另外还有两片竹板，说几句，“蓬蓬”地敲几下，随说随敲着筒子。祖父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他就凭着一点记问之学，练达世事人情，知道许多事情，明白一些道理，说起书来头头是道，绘声绘色，非常传神；再加上他有演戏的基础，在表演书中人物时非常细致入微，受到听众的欢迎。他边说边表演，特别是他说到孙猴一个觔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地时，因为他在京戏班学过武功，在说书时，连说带表演，很能吸住观众。

祖父说《西游记》，每一回为一个段落，哪个“扣子”该捧该细说，他心中有数，净找热闹的情节说。全书一百多回，他能说上七十多回精彩段子，能挂住常座，一二百人的说书馆，在他说这部《西游记》时，没有“穴眼”，就是没有空座，叫座能力之强，是非常惊人的。在说《西游记》这门书里，我祖父是“门长”。当年有位邢意如，也是说《西游记》的，是我祖父的徒孙。

祖父说评书时，没有固定的园子，在北京各城区转着说。那时北京说书馆的营业情况是正月、二月买卖最好，进入五月后就不太好，是背月季节。在背月时，我祖父去到天桥、隆福寺、鼓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热闹地方和庙会“撂地”作艺，到了十冬腊月，再挪到书馆里说。祖父说书的时候，还附带着卖药糖。药糖的名字叫“沉香佛手饼”，是用豆蔻、丁香、肉桂、沉香和素砂糖做材料，有开胃的功效，每天由祖母在家里熬制。祖父到“地上”说书时，顺便带着它，在场子里售卖，藉此多得一些收入，凑合着维持全家温饱。

我祖父除了能唱滑稽二黄、说评书《西游记》以外，还学会了一手用沙子写字的绝活，这是跟朱少文先生学的。

朱少文是清朝咸丰年间人，外号“穷不怕”，原是唱小花脸角色的，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既善于说笑话，又能唱太平歌词。他编过《五猪救母》、《韩信算卦》、《白猿偷桃》《屯兵作梦》、《百家姓》、《千字文》等太平歌词的段子，自编自演，成为一绝。他在撂地演唱时，为了吸引观众，先用白沙子在地面上写字，边写边唱：“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竖着瞧川字模样，……”从一唱到十后，又从十唱到一：“十字添一撇儿念个千，千里迢迢送京娘；九字添一点念个丸，丸散膏丹数着药王……。”

当年朱少文老先生在地上写这些词句时，因为其中包括汉字写法和历史故事，且含有教育作用，很能吸引观众。我祖父学朱少文，也模仿着编过《八大吉祥》，每逢在撂地演唱时，用白沙子写在地摊前，“一大念个天，神农问轩辕，问女娲哪里去？炼石补青天。木兆念个桃，王禅问王敖，问孙膑哪里去？后花园内去砍桃。二木念个林，林冲问施恩，问武松哪里去？拳打快活林。……”祖父用沙子写字，等到他写完了，把观众也吸引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正式开始说唱，这种办法，叫作“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