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43:春合体育用品厂史略

傅南雷

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创建于1924年，创办人傅泊泉是河北省安次县人。傅初到天津时先在华北制革厂学徒，1922年出师后，联合师兄弟三人开办了“三合成”皮件作坊，但由于资金不足，进销货有困难，不久便歇业。傅泊泉只好找在天津西沽学校教书和在天津青年会工作的哥哥傅泊川与傅清淮二人商议生计。几经研究，他们认为当时学校所用之足、篮、排球都是舶来品，且价格昂贵，如果利用傅泊泉的制革技术制作各种皮球，既可以抵制外货，又可以维持生计。主意确定后，便积极筹备。

傅泊泉对制球是外行，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难题，于是他把外国球拆开，将皮子浸水压平，再依样切割，然后缝制。几经试验摸索，克服了技术上的重重困难，终于缝出了几个较圆的球，经三人共同鉴定，认为基本合乎标准，而且在技术上已有些把握，遂决定正式办厂。为解决办厂资金，傅泊川、傅泊泉、傅清淮、傅清波四人各拿一百元，同时傅泊泉又回乡游说本家傅万安、傅子金各拿二百元，共凑资金八百元作为资本。1924年春他们在南开中学对过租得门面铺房两间，前店后厂，正式开张。因时逢春季，又系六人合伙，故名曰“春合”。

办厂初期，产品销路不好，经向各校了解得知，进口球虽价格贵但质量好，国产球虽价廉，但质量差，因此无人问津。当时南开中学的体育比较活跃，于是春合主动把各种球送给该校几个，让师生试用。春合根据学校试用时提出的意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产品销路逐渐打开，生产也渐渐走入正轨。

春合厂初期缝制的球质量不稳定，是由于制球的皮革依靠各制革厂供应，产品规格不统一，因此影响了球的质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股东们研究决定自己办厂制革。1930年春合厂在其附近购买了二十多间平房，开办了春华制革厂，该厂于1932年正式开工生产，所产皮革全部自用，皮质优良。制革厂最初由华北制革厂请来几位技术工人负责生产，以后又聘请天津工学院制革系毕业生石炳星担任制革技师。1934年又请燕京大学制革专业主任张克刚任顾问，使春华的制革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改进，终于使皮革达到遇水不涨、弹力适度、颜色均匀、坚固耐用的标准，受到运动员的欢迎。

1935年春合厂已有职工一百三四十人，设立了制球、球拍、靴鞋、服装、铁木等科，并附设家属工厂，组织家属在家里织球网，做针织运动衣等。厂里还增添了新的必要设备，逐步摆脱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随着生产的需要，生产管理也逐步走向正规化。总经理傅泊川带人外出参观学习后，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改善了经营管理。另外，厂里定期召开业务研究会，分析研究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及销售等问题。对出现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限期解决并汇报结果，不准拖延。经过一番整顿，春合厂面貌一新，使春合厂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春合厂除生产体育用品外，还代为设计、承造体育场和游泳池等。

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春合除了进行广告宣传外，还采取了以下几种主要办法：

①主动推销。最初是送货上门，征求意见，先试用后付款。以后则派人携产品分赴各大城市找重点单位推销。

②树立声誉。在开全国性或地区性运动会时，春合除在现场设摊售货外，还注意联络著名的运动员、裁判员，请他们在春合制做的各种球上签名，并为春合出具使用证明。对比赛优胜队，还必请全体队员捧奖杯和春合球一起合影留念。对于国际比赛，春合更不放过，请外国队员签名、出具证明、合影等等，然后将这些拍照制版登在报上大肆宣传。另外，总经理傅泊川等还亲自赴各省市教育当局、各著名学校及有关方面拜访，并声称不为推销产品，而是征求意见和题词。春合曾先后征到数百件题词，其中包括林森、孙科、黄郛、宋哲元等要人的题词；还有政府各部厅颁发的奖状等等。这些办法对提高春合的声誉起了作用。

③广泛宣传。春合厂曾先后大批印制产品彩色目录，目录有各种产品的图片、说明、规格、价格、特点等，还有各届运动会上运动员的签名、使用证明等照片，以此取信于人。这些产品目录随货附赠用户，并通过国内外一些文体用品商店请其代发，以扩大影响。此外，还在报上大作广告宣传。(www.xing528.com)

④建立代销点。为推销产品，春合除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外，还委托沈阳市的天德信、益顺兴、胡魁章，长春的老德和永，汉口的中华书局，成都的老胡开文，泉州的新新等商店，以及太原、开封、长沙等市的文教用品商店代销春合的产品。此外在新加坡、印尼的泗水、槟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越南的西贡等地都设有代销点。产品还远销欧美各国，如英国曾一次购买网球拍四千八百把。另外春合在推销产品时，还随货赠送根据美国配方制作的“脚气万灵膏”，很受用户的欢迎。

当时华北地区除春合体育用品厂外，还有利生体育用品厂，两家的规模和产销情况都差不多，因此竞争激烈。开始是暗中较量，后来成为公开对抗，互挖墙角。每逢各地召开运动会，尤其是全国运动会，两厂都派人前去设摊推销产品。为了本厂的信誉和前途，各厂都派能言善辩的人员携带样品向大会组织单位游说，争取大会采用自己厂家的产品。大会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分别选用两厂的体育器械和球类，事后分别给两厂开具证明，以示褒奖和鼓励，两厂当然也以此作为登报宣传的材料，大肆鼓吹。

就在春合厂兴旺发达之时，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天津亦随之蒙受战祸。面对当时形势，春合负责人决定马上疏散工人，除少数人留厂护厂外，其余一律暂回原籍避难。当局势稍恢复平静，厂方就给工人发信，召其来厂复工。但只回来几十人，为维持生产，只好勉强开工。由于战争影响，春合的生产规模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一，为确保开支，经与大中华橡胶厂和正泰橡胶厂洽商，由春合代销两厂的运动鞋，收取10%的佣金。由于销售运动鞋利润多，资金周转快，因此逐渐形成了以商养工的畸形状况。这时春合的营业部已迁往泰康商场，另外又在海大道租了几间房子作批发部，维持对外业务。

1939年8月天津遭受水灾，工厂所在地因地势低洼，厂房、设备、原料及半成品皆被水淹，致使工厂被迫再次停工。当时日军又对各国租界实行封锁，春合厂在华界，而营业部却在法租界，日军的封锁使春合货运停滞，营业完全停顿，后来春合只好在估衣街另租两间铺房，设立临时售货处，勉强维持。1941年日军设立“皮革统制委员会”，宣布对皮革进行管制，生牛皮一律不准私自买卖，张大皮厚且无伤残的牛皮统归日军使用，所余残次品则由皮革统制委员会向各制革厂轮流配售。春华制革厂所得到的生牛皮不仅量少，而且张小皮薄，无法使用。为了生存，春华与北郊天穆村回民商妥，宰牛后将生皮藏在木箱内，夜间偷运到春华。但敌伪统制检查日趋严厉，虽在夜间亦有很大困难，一旦查出，偷运者就有生命危险，因此无人敢再冒此风险。另外，敌伪统制皮革检查人员还经常到春合厂检查，看见工人缝球，就追问牛皮来源，幸好为数有限，推说是存货，也就勉强遮掩过去了。然而这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日子也未能维持多久，这种私运来源亦断绝了。后来发现北京皮革统制较松，于是厂方派一部分工人在北京郊区采购原料，就地生产皮球，但产量很小，供不应求。

1945年日本投降后，春合厂准备东山再起大干一场，但国民党发动内战，致使交通塞滞，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工厂无法维持正常生产，春合厂的计划化为泡影。这时的春合厂以制革制球为主，还生产标枪及铁饼，但过去畅销的网球拍、运动鞋等，均因缺少技工或销路不畅而停产。春合为了改变局面，经多方努力，招收了一批新徒工，生产能力也只恢复到战前的一半左右。1947年在上海召开全国运动会，春合厂想借机大力推销产品，但结果大失所望，生意冷落。当时国家内乱，谁还有心思去搞体育，因此春合的生产口趋衰微。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最初春合的资方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存疑惧，尽管恢复了生产，但仍消极观望。后来春合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资方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生产规模有所恢复和扩大。到1952年初，春合的生产已基本上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同年5月，春华制革厂合并到春合厂，成为春合厂的制革部。两厂合并后，厂里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每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产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1954年5月春合厂经过积极准备，改为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后的春合厂将制革部和制球部与利生体育用品厂合并，专门生产球类产品，而利生的体育器械部则划归春合，专门生产体育器械。经过调整，两个厂的生产都得到了发展。

解放前春合厂能从几个人合营的小手工作坊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企业，与它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春合在抗战前的鼎盛时期，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也比较完善，资金充裕，生产稳定。当时春合厂的资金达八九万元，比起初建厂时的八百元资金，增长一百余倍。春合吸收了东亚毛纺厂的管理办法，一方面对工人进行高额奖励，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提高工人的生产情绪。如厂方设法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包括阅览图书、练习书法、组织各种体育运动队、参加各类比赛等，使工人精神有所寄托。另外厂方还请基督教牧师来厂宣讲基督教义，教工人唱圣歌，为工人领洗等等。此外，春合厂所招募的工人大多是傅泊泉家乡的人，因此厂方利用同乡或同宗同族的关系来维系厂内上下关系。厂里还开办家属工厂，以此博得工人好感。

此稿的写成，曾访问春合厂的老职工钱万成、王乃宽、徐枝、李宝琚、王汇庭、李乃杰、王玉仑、李树槐诸同志，蒙他们提供线索和资料，在此表示感谢。时过境迁，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望知者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