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教育方法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贯彻党的俘虏政策,通过对战俘在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转化工作,达到使学员立场、世界观根本转变的目的。
日军广大士兵及下级军官,绝大多数属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的作战是由于受欺骗被强迫的结果,因此完全有可能通过工作转变思想,使其脱离反动军队。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日本人民的封建迷信意识及其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大肆宣扬“临死不屈”、“至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和“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思想,要人民效忠天皇,为天皇献身捐躯。他们利用各种变相的军事辅助训练,如青年训练以及社会团体(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妇人会等)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军队中,更着重所谓“精神教育”,如经常举行向天皇照片敬礼,遥拜日本东京皇城,奉读天皇昭书等精神训话各种仪式,要求士兵绝对服从上级,盲从长官的驱使,不许有丝毫的违抗情绪;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又用“膺惩暴戾支那”、“建设东亚和平”、“保卫日本生命线”、“防止中国赤化”等口号进行政治欺骗宣传,以模糊士兵对战争的认识,从而使日军士兵误以为他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东亚和平与正义而进行的圣战,并以此作为精神支柱。再则,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拼命地鼓吹民族自尊心,又利用日本民族一度顺利发展和数次战争的胜利,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天之骄子”、“有特殊地位”、“皇军战无不胜”,造成日本人极其骄傲的自尊自负与狂妄心理。另外,利用中日民族间语言不通,极力制造狭隘的排外主义和民族隔阂,并对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俘虏政策进行污蔑宣传,造成口军官兵对八路军的仇恨和恐怖。
以上种种原因,日军士兵被俘虏之初,仍坚持敌对立场和不肯屈服的顽固态度,把八路军看成是“野蛮的共产军”,认为作了八路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不仅自己的一生完了,就是家庭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唾弃与谴责。因此,尽管学校多方体贴和关怀,但大部分人还是坐立不安,自暴自弃,企图逃跑或自杀。认为只有“杀身成仁”,才不愧为日本勇士,才能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天皇圣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以种种方式表示反抗,如组织小团体与学校对抗,对思想稍有觉悟者,则进行攻击谩骂:“身为日本男子,却甘心做支那的走狗,象奴隶牛马般的被利用,还不如早些死了的好。”或者公开污蔑八路军“用下等武器作战”、“吃鸟食(小米)”,“连一辆汽车、火车都没有的乞丐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战胜日军的。”1940年11月3日,日本纪念明治天皇诞生日时,该校六名学员,偷偷地爬上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把对他们的教育看成是赤化、利用。他们对学习怀着戒备心情,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逃避,即使勉强坐在课堂,也下决心不管教员说些什么,绝对不放弃自己的思想。学员的顽固态度,给学校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增加了难度。
要使日本士兵思想上得到醒悟,首先必须消除他们的敌对情绪,才有可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逐步达到思想上的转变。敌我双方在政治上的接近,往往是由感情上的接近开始的。感情上某种程度的接近和谅解,给政治上的接近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再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才能逐步使他们消除顾虑,转变立场,提高觉悟,进而达到世界观的根本改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如下的原则:
首先,在精神上尊重其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压服的管理方法,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民主的方式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思想毒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敌视和成见,逐步把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其次,在物质生活上,给以优厚待遇。例如对新来学员的待遇:(一)第一月分发给津贴费五元。(二)被毯按实际情况补充。(三)鞋袜各一双。(四)手巾及肥皂各一。(五)牙刷一把。(六)牙粉、烟各一包。(七)旱烟袋一根。(八)碗筷各一。(九)单衣、裤各一。(十)衬衣衬裤各一。每隔四个月,每人再补充上述日用品一次。这在当时的延安,已相当不错了。
当时,八路军月津贴分为五等:士兵一元五角;排级干部二元;连级干部三元;营团级干部四元;师级以上包括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均为五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按连级每月三元供给。在伙食上,工农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殊供给:(一)每人每月猪肉大秤一斤。(二)粮食按八路军规定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十斤(不扣米)。(三)如逢年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时,报告供给机关批准发给一点会餐费。
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每人每月也只供应小米一斗(每斗三十斤),麦子二升、油十五两、肉二斤。而工农学员却以白面、大米为主,每人每月供给(节假日会餐补助除外)小麦二斗,另加十斤优待面粉,小米一升,肉六斤一两,油十五两。每句制订食谱,主食是馒头,副食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而且每餐有肉(猪、牛、羊肉交换配菜),蔬菜有白菜、萝卜、洋芋、洋白菜等,随季节变换。这在当时条件下,大大超出八路军一般战士生活水准,是很高的优待了。
再则,从政治和集体生活上,给学员们以充分民主自由。如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时,要求从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及抗日军政大学四个学校推选出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取一人为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结果,鲁艺的周扬当选,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候选人森健名列第二。但陕甘宁边区依据“三三制”原则,作为特例,吸收森健为边区参议员。同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男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这就使他们直接参与了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
在学生的管理上,学校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采取学生自治的原则,校方只是领导与帮助的地位。学员们在充分的民主中,推选学员组成学生会,开展各种政治、文娱活动,这大大激发和调动了学员的兴趣和热情,学习、生活充满了民主愉快的气氛,促进了他们思想转变。1942年秋,学校又提拔部分学员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如中小路静男被任命为政治干事,茂田江纯与梅田照文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又提拔森健为教务主任(1944年他被派往晋西北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西北支部长,教务主任职务由高山进接替),高山进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杉本一夫负责政治工作。
政治、生活上的优待,消除了学员对八路军的敌对情绪,逐步熟悉与了解了八路军的政策,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学员说:“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在战场上把枪口瞄准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成为八路军俘虏时,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感谢。”这段话表达了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的心声。(www.xing528.com)
为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学校系统地讲授了各种政治理论,使学员了解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时事与日本问题等课程,使学员进一步了解日本当前的内政外交动向,国际形势与欧亚战况,以及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前途和人民所蒙受的灾难,从而使学员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与失败的必然性。
配合课堂理论学习,学校还举行各种问题的讨论会、报告会、讲座等。讨论会形式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广泛。如,“日本军队的内幕”、“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何贫困”、“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为什么说日本军部是亚洲和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是脆弱的?怎么打倒它?”等等,通过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认识。学校还举办纪念会、报告会和讲演会等辅助教学活动,如“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纪念日本革命先烈的“三·一五”惨案报告会,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战争与美术报告会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学员们不仅懂得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由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必然性,并且了解到日本以至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明白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本质区别,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和驱使劳动人民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罪恶目的。并寻找到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明确了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和自身的根本利益,以及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从而使思想认识发生了质变。很多学员初入校时,问他中日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他答:中国作列强的走狗,日本为了自卫。或者答:为了消灭赤化,为了圣战。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后,再问他们:你希望中日战争怎么结束?答:日本无条件的全部从中国领土上撤退。或答:日本进行战争的政府倒台。还有人答: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当问:毕业之后你打算怎样呢?回答:做革命工作,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
许多学员坚决表示要和八路军并肩战斗。1941年5月15日在日本工农学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全体学员表示说:“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谨向国民革命第八路军,说几句感谢的话和誓言:我们做为日本侵略军队的士兵,被八路军捕获的。当时我们很多人内心已做好思想准备要被杀头,这是因为我们看过日本兵对中国兵的残暴。但是八路军没有杀掉我们,而且我们今天能和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八路军实在就是我们生命的恩人,对此应怎样感谢呢,我们找不到最恰当的话。
“我们来到这里,才知道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手足兄弟,中日的两国人民都是同胞兄弟,以及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初次获得真正象个人的精神面貌。各位八路军官兵,谢谢。我们衷心地感激各位。
“我们参加过的战争乃是日本帝国主义非正义的强盗战争,八路军给我们揭开了眼界。假如我们不来到八路军,就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无疑问的仍是军事当局的打手,强盗的同谋犯,不是丧命,就是继续犯罪。
“八路军不仅是挽救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当做手足兄弟看待,擦亮了我们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如今又为了教育我们,创立了一个特别的学校,在这学校里我们正学习着很多的东西。如今,我们可以抱着一种新的希望与光明,满怀信心确信将来一定是属于我们劳动人民的。我们在胸中燃烧着对新生的渴望。谢谢,八路军,对此,我们不知道将怎么表达我们内心感激的话。
“我们仅仅掌握理论还不够,我们知道把它用于实践,这是我们第二个任务。我们修完学校的课程后,为了早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将要发挥最大的努力。其次,我们就是未全部完成学业,只要需要,不论何时都有决心和八路军官兵肩并肩,与共同的敌人战斗。在开校式上我们谨此宣誓。”
学员大谷正在《我的转变》一文中这样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意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学员们的思想转变,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如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曾在宝塔山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六名学员,庄严宣誓参加了八路军,决心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他们和八路军一起,在前线和后方,积极从事瓦解日军的各种工作,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日军暴行,鼓励日军士兵向八路军投诚。在瓦解日军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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