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任局长是王锡符。我接任后，对其编组绝大部分未做变动，我只推荐了秘书长蓝佩石，后任为胡文藻。在王锡符任内关押了200多名进步学生。我下令审查，每10人一组，审查后分批全部释放。北平市公安局所属共十个分署，所谓内六外四，就是内城设六个区公署，外城四个区公署。直属有保安队、骑警队、消防队、侦缉队，以及卫生科、司法科、总务科、人事科、督察科等9000多员警。侦缉队长马玉林，他所属就有500多名队员，他们大部分化装成和尚、道士、乞丐、小贩等人物，到各处侦察，同时在各娱乐场所、旅店饭庄、剧院、妓院等处与工友挂勾，通报形迹可疑之人。这个侦缉队的机密费每月达5000元之多。凡是什么地方进行秘密会议，或学生准备游行等民众运动，我们都会预先得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北平绥靖主任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于“不抵抗”政策，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中，我们是东北军人，眼看家乡沦于敌手，心情非常悲痛，但由于张副总司令都能忍辱负重，我们只有盲目地服从，尽忠现在职守。这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和难民大批大批地涌进关内，我同阎宝航、高纪毅（北宁铁路局局长），卢广绩组织东北难民救济院（李香斋负责）、东北同乡会，安置东北学生青年。他们的衣、食、住均由我筹措，我还拿出公安局保安队的服装发给他们，以济燃眉之急。
同年十一月间，北平各大专学校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并聚集一万多青年于车站，高举抗日、收复失地的标语，要求车站负责人调度列车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车站人员在未得到上级允许下，均逃避一空，停止办公。学生们分批分班坐卧在铁轨上，以示抗议，使南北客车均不能驶出。双方僵持，交通断绝数日。车站附近商店及邮电局等机关职工，给学生们送吃食、茶水等等，声势浩大，蒋介石大为震惊，电谕张学良迅速解决。张随下令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着手解决。于以命令口气责备学生擅自卧轨，阻碍交通，违法乱纪。学生反驳说：“我们爱国什么都不怕。”双方各不相让，无法转圜。张学良得悉后非常焦急，便把我找去，甫一见面，他就怒气冲冲地说：“学生闹得不象话了，公然卧轨，阻塞南北交通，你们还有责任没有，你们还管不管？总司令已来电话了，告诉立刻恢复交通秩序，不听就武力弹压，你和孝侯（于学忠字）要负责立刻解决。”我被申斥了一通后，找于司令商量，于说：“我已通知宪兵司令邵文凯，学生不听劝告只有武力弹压了。”我说：“咱们再去一趟，劝说学生和平让出车道你看如何？”(www.xing528.com)
我和于学忠来到车站，学生纠察队认识我们，把我们放进去和学生及代表见面。我即召集学生讲话：“你们的行动是要求抗日收复失地，是正义的，是爱国的行动，我们非常赞成。我是东北人，庐墓田产，都在东北，收复东北，我沾光了！”大家情绪稍微稳定之后，我又接着说：“但你们卧轨，使国家交通瘫痪，这样下去能有什么结果？白白荒废学业、浪费时光自己受苦。我看这样办：我和于司令回去和张副司令商量一下，设法给你们拨车，和平解决，但你们必须让开路轨，恢复交通。”学生们说：“你们只要答应拨车给我们南下，我们就让出路轨。”我们回去后，征得张学良同意，派人通知路局给学生们调拨车皮，任他们去南京请愿。又电令沿途有关的地方当局要设法劝说或迟滞开车时间，以涣散学生们的冲动。天津的学生们南下请愿团，我们也以此办法得以解决，终未酿成流血事件。
我在北平市公安局长任内，针对当时社会情况，以及广大穷苦市民大批失业的凄惨现象，大胆主张，果断处理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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