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清同治己巳（1869年）八月二十八日，余生于天津城西运河北岸大觉村之故宅，将生之前夜，母梦一四十余岁之书生，着长袍，持团扇，走入中庭。方讶其未经通告，殊为唐突。醒说梦境，家人异之，是为余诞生之先兆。
七岁时（1875年），父云超公以古人八岁入小学，而吾村素无学校，何以教育人材？乃谋之叔父良辅公，决设私塾，以教村人子弟。知李家坟村之胡公（名耕九）芝田，学业深纯，其伯父与余祖父有旧交，因延为塾师。次年正月开学，余与期服兄幼辅，同时入塾攻读，是为村中有人读书之始。
年八岁（1876年），同学之长于我或少于我者，多愿与我为友，每逢放假，同学常聚于我家。
九岁时（1877年），直隶五河泛滥，南运与子牙两河汇而为一。吾村介于两河之间，宛在水中，仅以村地较高，保存庐舍。而米珠薪桂，大都迫于饥寒。叔父良辅公商之吾父云超公，谋织网捕鱼，乃于子牙河南岸安家沟子下张网。因河水落，沟水向河奔流，宜张网捕之。每日得鱼变价，足供度日所需。余随往司帐，有时父与叔他往，以所事属余，余除依法取鱼外，食则煮蟹烹鱼（烹鱼不须割腹去鳞，渔家通例）。夜眠，则于席搭窝棚中，卧于铺草设席之上。余素胆大，虽孤身宿于旷野，决无畏心。
年十三（1881年），从田师可桢（字辅周）读《左传》。辅师讲后教之读，讲毕，大致可成诵。是年《左传》读完。次年辅师子甲铭来，字经伯，继设教。适须回保定属安州应岁考，命余曰：“《易》可自读。”师去后，余全经能背诵。师归余背诵《易经》甚熟，师喜曰：“《礼记》更可自读矣。”是年秋，添读古今诗文，颇饶兴趣。对骈体文及韵文尤善领悟。是年已十四矣，开笔习作诗文，作文半篇，诗作全韵。父于每夜灯下课读，以为家庭趣事。时抚余头曰：“此子面黑，可名李太黑，恐不如唐之李太白耳。”
年十五（1883年）就馆于郡城外西南隅之广仁堂，由张姑丈永义介绍，从学黄师（名澍）幼三。因馆舍距家约三里，又中隔南运河，乃寄食宿于张姑丈家。每夜五更必起，习字或读诗文。
年十六（1884年），文已全篇，诗亦略知作法。
年十七（1885年），丁父忧。因河水为患，淹没田园，家计艰窘。是年端午节后，幼师以期服兄筱安公作古，须主家政，并须规划盐商，馆遂解散。余表姑丈赵公耕蓝及表叔王孝廉（名承勋）用霖，虑余失学，遂荐于海关道所设官塾，附入肄业。后以崇正一塾为大文学梅公鹤山主讲，遂请董事娄公允孚准余拨归该塾，得为鹤师子弟。明年鹤师辞官塾，就鼓楼东姚家家馆，向馆东说明，带余附课，不索师资。此后每秋冬，住鹤师家。每晚餐后，与鹤师谈，质疑问难，获益殊多。是年李傅相鸿章，循例在学海堂考试生童诗古文词，领卷回家写作，限十日交卷。余每作一艺，求鹤师胞兄小树师核改。小树师认为可教，由鹤师告余曰：“家兄久不就馆，以汝好古学，拟衣钵传之。”从此又从小树师学作经解史论及诗赋。春试发榜，余列取外课第一名，以榜上内课只取三名计之，余列第四名耳。
年十八（1886年），请鹤师指示作书方法。鹤师云：“多看名家墨迹，俟脑中印象已深，再行随意作字，所谓意在笔先也。”于是每五日书房换挂名人字画一次，以开眼界。另将家藏习字方砖，用架托稳，架上挂一藤笔及水罐，以便随时摹写，并省楮墨。
年十九（1887年），服满。应童子试，县考大案列前二十名。是年院考，余竟落榜，因此攻读益力。
年二十一（1889年），家计益窘，虽未断炊，而两餐恒无一定时间。是年冬，应岁考，以第七名入泮。
年二十二（1890年），与同学挚友魏君梯云结研究经史社，每五日晚间，互相研讨一次。又与徐君毓生诸君结文社，轮流批改。是年叔父拟为余完婚，余主少待，叔父不以为然，乃于二月间举行婚礼。本年正月由林墨青介绍，在闸口张宅教读。因学生骄玩，年终辞馆。
年二十三（1891年），因失馆无补家计，乃以月考各书院，为补助日用之一法。王君荫堂知余苦，荐任盐运使所设义塾教师，馆金年八十两。是年应辛卯科顺天乡试，首题为《言信行笃敬》。三场试毕，回津录稿，呈于鹤师，师云：必夺魁席。报晓时，名落孙山以外，及取出落卷，始知取中十七名，误被抽出，从此应试数科，竟未荐卷，鹤师尝太息之。(www.xing528.com)
年二十五（1893年），由阎中翰耀卿介绍，在巨商陈绍卿家设教。
年二十六（1894年），因甲午中东一役，辱国丧师，割地赔款，拟入北洋武备学堂肄业。已报名矣，挚友高仙洲联络余之素交，共同阻止，群谓进取科名，有如反掌，何必改习他业，致失良友希望，况堂上均主读书取科甲，应将个人主义打消。于是从众意，未赴学堂应考。
年二十七（1895年），端午节前，与阎中翰说陈宅馆决不再就。是年腊月初七日，中翰求为子侄督课，只得允诺。
年二十八（1896年），是年岁考前，报考史论，因从前古场，只试诗赋，天津考史论，自余创始。试题为《李纲赵鼎合论》，发榜录取第一名。此后风气大开，多有报考史论者，而余又报考时务论矣。由是科岁考又多试时务一门。向例院试前考古当选，虽正场诗文稍差，亦得入学。复试前，教官于卷上盖印，方准考试，此时向新生索印结费，乃陋规也。学院以教职清苦，任其索之，往往磋商数小时，始将印卷交下，准其复试。此费共为七分半，计：前后
各一分，业师两分，认保师、派保师各一分，院学书及门斗共半分，县礼房半分，若入学拨府者，则府礼房半分，乡试送考，印结半分。若一分津钱百千，则全分七百五十千矣，寒士恁何筹措耶。
年二十九（1897年），正月十六日开学谒圣，为鹤师叩头，循旧例也。即以选文朝夕流览，觉得颇合近时风气，因此书院月考，常列前茅，或为诸生之冠。
年三十（1898年），稽古书院月课，出有《筹边策》一题。余以此题颇可发挥意见，乃大发议论，都为一万五千余言。此院向例领题在外拟作，限三日交卷。余所作策，已于两日抄清，此外尚有史论经解题两题，决计不作。挚友魏君梯云曰：“首次两艺照交，必获首选。”答以“前学海堂经古课题五道，余只作《勾践论》，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八十余字，即列第二，此则少作两艺，不可列第一乎？”梯云又曰：“今距交卷尚有一日，总以交齐为妥。”余不听，发榜竟列第二名，梯云惜之。总批：“洞达时务，晓畅治体，有景略扪虱而谈，旁若无人气概。本拟首选，因少两艺，故抑之。”顶批：“按时势以立论，洞悉边情，异日立朝，定为救时良相。”又批：“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公真于书无所不读也。”其他顶批尚多，姑从略。学友请将此艺传观，以开讲求实学风气，允之。
年三十一（1899年），是年夏间，奸商勾串，蠹役牙行，奏集巨资，贿通户部援照天津设有石头关抽捐之前例，准行规复旧制，重新设关，每石杂粮，特别加重抽捐津钱三十六文。按当时银价核算，合银一分四厘有奇，以每年津郡食用杂粮四百万石计之，常年石头捐约有四十余万四五十两。
某日，天津府县出示晓谕民众，准于某日起，每石杂粮按照新例抽捐。当时粮号明白分子，以抽捐过重，人民负担维艰，势必激成巨变，不但粮行难免被抢，尤虑变民聚众抗官。况春夏亢旱异常，粮价飞涨，而天津五方杂处，人情浮嚣，有人振臂一呼，地方立时糜乱。于是河东粮店街八大粮商，意主消患未萌，邀集西头永丰屯粮商刘君竹坡，并其子举人承荫等，公同邀余出首，消此大患。当以事关维持民食，必须遏抑非法苛捐，慨然允之。并提出应邀业师王老夫子位三，同时加入，共策万全。刘君携有禀稿，余认为措词平易，难动官府听闻，必须痛切敷陈，方可达到希望。遂决议在閤津公所开公民大会，速策进行。经各粮商及余分邀举贡生监，届时到有八百余人，研讨有效办法，当场公推余主此稿。余即根据前设石头关，抽收粮捐，本为大清河年修十二连桥，以所收粮捐，作修桥经费。彼时所捐甚微，且捐款用于修桥，毫无异议。自京津、京保通行火车以后，粮由车装，连桥尽行拆去，同时以捐款别无所用，随即裁撤。此关既撤以还，所有鲁豫各省来粮，除正税照收外，每石以迭次加捐，人民早不胜其苦。此次奸商蠹役及各牙行，纯系巧藉设关之名，为谋个人私利，计其私利所入，确有四十余万两之多。似此蒙混司农，得以行文天津府县，转饬该奸商等，横收大数粮捐，实系上欺长官，下害民众。自经示谕张贴后，激动地方公愤，群起哗然，连日奔走呼号，多主烧毁所设关卡，格杀奸商蠹役牙行，以厚民生，以平众怒。某等为思患预防起见，不得不合词吁恳督宪，即时斥撤该关，严拿首要，彻底从严惩办，以彰国法，而定人心，庶几津埠得保治安，不至发生特殊大变。
此稿脱后，呈请位师略加核改，张孝廉灿文，并添“爰以”二字。余即登台高声宣读，全体鼓掌赞成。由举人刘承荫领衔，余则列名第二，以次八百余人，尽行列入，遂往督署请求速消祸患。
此时各粮商邀余别舍密谈，谓“此禀词意激烈，吾辈实有戒心，尚望加以斟酌。”答以“列衔为吾辈等，并无粮商一人，诸公何所畏惧？”随径赴督辕，毅然上禀。少倾传谕推举两三人会晤讲话。余与刘列名在前，当即准备进见。历时不满一刻，忽传已饬府县分头严拿各犯，望诸君从速折回，安慰地方群众。余等沿途宣传督帅办法，仍回公所，以待督帅果否实行。不多时，道路传称，各关已撤，所搭席棚尽拆，关员全部逃走，众心为之大快。
粮商等恳留大众，全在公所聚餐，未便拂其诚意，餐后各自回家。粮商等力挽余及刘等在此倾谈，以表格外尊重。及余决去，始知旱伞丢失一柄，并失纱大褂一件，不获已著短衫，乘人力车回馆。馆东阎中翰耀卿问经过各节，尽情告之，乃拍案大笑曰：“洵有胆有识，而见义勇为之人也，地方消此隐患，人民仍食贱粮。惠莫大焉。”答曰：“此乃群策群力，打倒奸民，非余一人之力。”次日，粮商恭送衣料，问“伞系何质？”余曰：“衣料可留，伞可不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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