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往事：方桂院士的荣誉与贡献

方桂由加拿大东渡的航船尚未靠岸，中央研究院敦请他的电信就已飞驰而来。

中央研究院始建于民国17年（1928），创办人蔡元培先生首任院长，方桂1929年回国就任于中央研究院为研究员，所以也是首届的研究员。二十年后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建立院士会议，方桂被选为首届院士，并荣膺终身院士迄今。

中央研究院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蔡元培先生的大弟子傅斯年（孟真）先生任所长。方桂在上海略事休整便到北京，应聘于史语所。史语所包括历史、考古、语言，还有文化人类学等。语言组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赵先生也是出身清华，与方桂为先后同学。方桂在美留学时，赵先生已回国，那时就通讯切磋，互通消息。史语所聘请方桂，也是由于赵先生之举荐。

方桂到北京史语所，向赵先生报了到，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呆在北京，差不多有一年多的光景，他跑遍了中南各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做田野工作。因为他是拿着“洛氏基金”回归故国的，所以他就用这笔钱充当了调查经费。由于这个原故，所里的人戏谑说方桂进史语所是带着“嫁妆家私”来的。

1932年，方桂与我经亲友介绍，相识相爱，于8月间在北平结婚。婚后的第一年——1933年，他因研究傣语的需要，只身去泰国做调查，找材料。那时他是唯一到泰国作研究的中国人。他找到一男一女傣语发音人，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每日不停歇地工作，如此三个月，奠定了他的泰文基础。此后半个世纪，他不断地自修，也曾数访泰国，每访三两个月不等。他的四百页的著作《泰语比较手册》出版后，受到了泰语研究者的重视。

至“七七”事变前夕，北平风声鹤唳，中央研究院决定全部搬迁到上海，我不得已叩别娘亲，随夫南下。

方桂在研究泰语的同时，又着手研究广西壮语。史语所迁到上海后，方桂席不暇暖就去广西，继续进行壮侗语的调查研究，充实、完成了《龙州土语》和《莫话纪略》这两部语言专著。中央研究院于1940年和1943年先后出版了这两部语言专著。(www.xing528.com)

1937年中央研究院迁往南京。同年美国耶鲁大学向方桂发来出国讲学邀请，方桂便决定偕我和孩子同行。不料“七·七”事变发生，烽火燎原，举国赴难。这时耶鲁大学已发来三年的聘书，并告以即将开学，多位语言学者和学生都选了课，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婆母和我的娘亲从北平赶到南京为我们送行。京浦线原来只需走两天的火车，因局势纷乱竟走了四天四夜。局势既不乐观，行旅又极艰难，方桂为了从南京去上海的路上照顾好我们，就只身先把行李送往上海，然后再接我们。就在他去上海的当天，车船都不能按时照常规行驶，他被截在上海。我留在南京，进退维谷，傍徨失措。经过胡适之先生的帮忙，找了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张慰慈，托其关照，才把我们带到上海。虽然我们借光坐的是头等包房卧车，可是一路上连遇敌机轰炸和扫射，乘客慌慌张张地下车躲进沟隙草丛之中，警报解除，惊魂甫定，再挤上车，车开了，至于谁上了车，谁落在车下，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车行一昼夜，我们终于到了上海，一家重聚，恍如隔世。

1937年秋，方桂偕我们抵达美国，如约到耶鲁大学执教。这年，方桂35岁，事业上已小有成就。方桂特偕我拜望花田和萨皮尔两位师尊，萨师已在病榻上，我们在病榻前见了最后的一面；花田师也衰老得厉害。方桂讲演时，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到场听讲，那真是极感人的难忘一幕！

原来约定的两年讲学时间很快过去了，第三年耶鲁力求挽留，还有别的一些大学也想请这位客卿教授去执教、讲学。那时，国内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对日作战不利，节节撤退，方桂决心回国奔赴国难，同时他认为出国前只向中央研究院请准两年假，逾期不归，岂不是失信？如何对得起傅斯年所长呢？我实在不愿拖儿带女到战火硝烟迷漫的内地去涉险。那时，我的三哥徐道邻正驻节意大利，来信接我前去，既然方桂回国的决心已定，我也就决定带一双小儿女到意大利去。我们一家四口驱车到翼翔旅行社去购票，方桂向柜台的服务小姐说：“买一张到上海、三张到意大利的船票。”眼看我们就要分道扬镳，我一阵心酸，一阵内疚，抢上前一步说：“四张船票都到上海！”我的突然变卦，方桂惊喜得不知所措，脸上露出幸福的、理解的表情；我满心、满眼里都是泪！此情此景，数十年来记忆犹新。

我们抵达上海后，因史语所已迁往昆明，我们只得到海防，经滇越铁路到昆明。史语所坐落在离昆明市外的龙头村十来里山上的一座古庙里，公事房和图书、资料、文物等等都藏置庙内，单身汉勉强有存身之处，家眷如何住得？早于我们进村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及钱端升先生一家，都是自建的小木屋。建筑学家的发明设计，花钱不多，建造很快。我们在梁家对面也建了一座木屋，有住室和小书房，一条小径两旁可以种花种菜。晚上没有电灯，点煤油灯，倒也有点古色古香；没有电熨斗，就用火烧的铁熨斗，也能把衣裳熨得平整挺括。战时能够在这样一个闻不到硝烟火药味的穷乡僻壤安居下来，我们已感到知足，不久便将婆母从重庆接来，将我的娘亲也从歌乐山接来奉养。我们在龙头村住了不到一年，由于战局不利，滇边吃紧，昆明也屡遭敌机轰炸，史语所决定迁移四川南溪李庄镇。我们从西南公路经贵州入川，汽车爬山越岭，经过许多崎岖险境，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换江船到达李庄。史语所的大本营扎在离李庄镇十来里外的一个叫板栗坳的山坳里，租赁了一家大地主的庄院，里面有楼、有厅、有院，还有存放粮食的一间一间的谷仓。办公、住家都在一起，倒也方便、热闹，可是比起龙头村来，生活就更苦了。电灯固然没有，煤油灯也用不起了，大家都使用小泥灯，或用一个小油碟子，放上几根灯草，照明度极差，而且冒出的黑油烟熏得人头昏眼花。我真是受不了，而方桂却夜夜伏于油灯下，看他的书，做他的研究工作。

方桂这次回国以后，傅所长将语言组的一摊事都交给了他。方桂对那些行政事务很不在行，也不感兴趣，而在培养人才方面，他却是不遗余力。当时语言方面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丁声树、董同和、傅懋勣、周法高等日后成名的语言学家，都是接受他的指导。还有三位年轻的研究生，河南的张琨（次瑶）、安徽的邢庆兰（公畹）、山东的马学良（蜀原）。张琨从学苗瑶语、藏语、汉语方言等科目；邢庆兰从学汉语方言、汉语上古音、侗台系语言学等科目；马学良来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藏缅语。后来，张琨赴美深造，获语言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庆兰与学良留国内分别在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都已是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了。1941年，方桂又在四川、贵州一带的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开展语言调查。那时行旅极不方便，一些水流湍急的江河，没有渡船，要爬索桥。为了语言科学事业，他经历种种艰苦的生活和惊险的旅程。

1943年，方桂应燕京大学邀请，我们离开李庄板栗坳，转赴成都。燕京大学自北平沦陷之后，迁校于四川成都。成都出产丰盛，气候寒暖宜人，素负天府之美名，又有“小北平”之称，是四川最佳的盆地。陕西街上原有基督教会所建的一所大房子，燕京就借地复校上课。校长梅贻宝博士眼光远大，礼贤下士，很能罗致人才。方桂与梅博士是清华的老同学，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方桂既是中央研究院的专任研究员，又代赵元任先生主持史语所语言组的工作，是很难离开的，可是推不脱梅先生的恳切邀请，不得不应允为客座教授，而且一直任教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