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移民考证：《凤城漫忆》助力！

1984年10月出版的《庆阳县志》上说：“明初，值元季大乱后，居民大减，由外省迁人人口甚多。如山西张姓民，于洪武六年移来者，名其地为‘六年张家’；洪武八年移来者，名其地为‘八年张家’等（两地在西峰镇东南）”。1993年11月出版的《庆阳县志》因之。这里还需要说明的，在其地还有个“二年张家”，《县志》上并未提及。《明史》卷二、卷三“太祖纪”上记载，洪武九年十一月才从山西向外移民，而且多是流民，去向是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只有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听从了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言，才从山西有组织地、大规模地移民，这就从年限上对不上，更何况，洪武二至八年北方初定，百废待兴，移民的条件并不具备。

既然庆阳非重点迁入的地区，那么庆阳有没有山西移民的后裔呢？有，而且不少。这可以从以下情况得到证实。

一是有些家传较久的家谱上记载了这一事实。如驿马杨宪章家保存的杨氏族谱写明：他们始祖自山西洪洞迁入河南省籍，共兄弟十人，后世子孙称为十老。延津之祖，七老也，五老、九老、十老寓洛阳，其余不知所处。驿马、庆阳杨氏为七老之后，从延津迁入庆阳。庆阳张氏宗祠联云：“祠当北地阳春早，始祖迁从大槐树；门倚西山爽气多，后人谁折金桂枝。”

二是庆阳保留了山西洪洞、曲沃等县的一些方言。如年老称为“上岁数”；妻子称“媳妇”；无说为“没”；一个称为“一块”；赶说为“撵”；去说为“弃”；掩盖说为“捂”；去年说为“年时”，昨天称为“夜了”；下面称为“底下”，眼前称为“眼前头”，刚才称为“将将、将才”；蝙蝠称为“夜蝙虎”；壁虎称为“蝎虎子”；厕所称为“茅子”；喝倒牲口叫“捎”，等等。

三是在庆阳民间故事和歌谣中，有关洪洞移民的内容也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这有关洪洞移民的一些故事和歌谣，虽然各地都有流传，但其内容如出一辙，如“背手”“解手”之说，前面提到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歌谣，这说明它来自于一个源点，由此而确证了庆阳必然有山西移民的后裔。(www.xing528.com)

既然如此，那么山西移民的后裔是怎么来庆阳的？我考证有三个途径：

一是零星迁移。虽然庆阳非明初移民迁入的重点地区，但并不排斥有些零星户自愿从山西迁入庆阳。由于明王朝对移民有鼓励和资助的政策，这些零星的移民必然会到设立于大槐树下的广济寺的移民管理机构去登记，领川资。如前面提到的张氏家族。

二是由河南、山东和关中其他县的山西移民后裔转迁到庆阳的。这里面有自发的、零星的迁移，也有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迁移。如《庆阳县志》记载：“清同治间，本地居民大减，十仅存一，人口多由外省迁入。由河南、山东和陕西商县移来的多居县西南。四川及陕西神木、葭县移来的多杂居县东北”。在这其中，必然杂有在洪武年间由山西迁到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移民的后裔。如前面提到的杨氏家族。

三是军屯人员的后代。明朝建立后，实行了军屯制度。即籍民为军，选民丁立都卫。置卫屯田，谓之军屯。军屯归卫所长官管理，每士兵授田五十亩，在边防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这对巩固边防、扩大生产、增加财政收入都起了积极作用。朱元璋曾命晋王、冯胜、傅友德、常升等人在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边塞各卫，庆阳卫是其中之一。这些卫兵有些就长驻于各地，在那里繁衍生息，其根自然就来之于山西了。除了军屯，还有商屯，这些都在庆阳留下了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