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项基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认为，[13]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男性教育投入的偏好限制了女性获得教育资源的平等机会。该研究提出，除了个人的智力能力等主观因素以外，一个人的受教育经历还与一系列客观因素有关，如可用于其教育的资金的投入，包括国家、单位、家庭和个人在内的各投资主体对男女教育投入的态度和性别偏好，个人可能投入学习的时间，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等。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该研究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进行探讨，前者主要包括学龄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大专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后者包括不同阶段和水平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投入的主体也不同。在我国，各个阶段的教育投入都呈现出多元主体相结合的状态。但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主体所发挥的作用和表现出的投入偏好有所不同。
在我国，尽管高中（以及相应的中专、技校等）以上各教育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国家仍进行了大量投入，家庭的教育投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教育市场化的进程而不断增加。由于这一阶段的孩子已经进入劳动年龄，孩子上学不仅需要投入学费等资源，而且需要投入能够为家庭创造收入的时间资源。在家庭对子女教育付出的物质资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幅度增加或家庭经济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父母对男女孩子教育的期望、态度和偏好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受教育机会。相关分析发现，反映家庭教育投入偏好的“父母的重视程度”与孩子的“上学年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女性的相关程度高于男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4和0.313）。继续教育投入的重要决策因素包括父母的态度影响孩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及成年男女的婚姻与生育状况等家庭责任特征等。在继续教育中，社会性别规范的作用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如要求妻子更多地将时间投入到家务之中，要求丈夫为职业的发展不断学习等。显然，女性自主发展的意识增强有利于女性更主动地在家庭中争取继续教育的机会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家庭需要支付的不仅包括物质投入，而且包括时间投入，尤其对已婚者来说，夫妻间的时间配置模式会直接影响双方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单位作为教育投入主体在职工继续教育投入中的作用较大，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也比较明显。可以用单位资助的情况来间接地分析单位在职工继续教育投入中的作用和性别偏好，如继续教育由单位资助的城镇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分别为46.2%和51.4%，两性相差5.2个百分点；在农村的继续教育中，单位资助的作用也比较大，所表现出的性别偏好却没有城市明显，继续教育由单位资助的农村女性和男性分别是31.6%和33.1%，两性只相差1.5个百分点。农村性别偏好弱的原因是单位资助与地方政府资助的重合，即所谓单位的偏好可能被政府的政策所取代（见图12-2）。
图12-2 城乡单位投入继续教育的性别差异
国家作为教育投入主体的性别偏好，一般通过有关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投资政策来体现，并且通常是隐性的。国家作为教育投入的主体，并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中表现出直接的性别偏好，但是，无论国家对“重点学校”的重视，还是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都可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间接地产生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受益机会。除了正规教育，我国政府也大力推动与鼓励继续教育和各类培训。调查数据显示，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的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政府在非正规教育中的政策比正规教育更具有鼓励女性的偏好，如在农村中，政府直接资助农村妇女参与实用培训技术项目，而且在接受继续教育的农村女性中，36.2%是政府资助的，而相应的男性比例为29.5%；在城镇中，政府政策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在享受继续教育机会的女性中，实际接受政府资助的比例为9.8%，比男性少0.3个百分点。[14]值得提出的是，教育政策的性别偏好或倾斜，对教育的产出结果影响很大（见图12-3）。(www.xing528.com)
图12-3 城乡男女继续教育的政府资助比较
另一项调查也表明了政府教育投入政策的性别倾向。[15]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的统计，目前全国共有1240所本科学历自学考试和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只有22所可以授予本科学历，其余只能向学生提供非学历文凭，因而称为非学历高等教育。政府对这类教育机构拥有质量监督权和宏观控制权，但经费投入非常少或几乎没有。而在这类教育机构中，女性所占比例要比男性高得多：自学高考获学历人数比例中，本科女性占47.8%，专科占58.3%；女生在注册学生中占46.2%；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生比例为47.3%，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对比各部委、省市政府拨款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性所占的低比例（2000年高考女生比例达到34%），我们可以看到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方面，两性之间受益差别也是明显的。进入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自学高考等教育形式虽然为女性提供了多样化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为一些在职和已婚的女性提供了非常灵活的继续教育机会，但人们很难用参与这一类学习形式获得的学历打开某个高收入企业的大门。因此，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不是很高，起码，在近期对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教育中，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性别差异，各个阶层的女性比起同一阶层的男性占有的教育资源都更少。
“面向21世纪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研究”抽样调查数据也表明这一点，女性培训或进修的经费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占12.8%，比男性少0.3个百分点。
其他教育投入主体主要包括国际机构的教育资助、国际项目中的教育培训、各类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资助等。这些教育投入一般具有明显的以促进女性教育为目标的性别偏好或重点，且在农村的作用比城镇明显，常带有明显的促进女性发展的目的。以继续教育的资助情况为例，在农村接受继续教育的女性中，由其他投入主体资助的占6.5%，比农村男性高1.9个百分点；而在城镇接受继续教育的女性中，其他投入主体资助的仅占3.4%，高于城镇男性0.8个百分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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