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20世纪50年代，民族地区进行政权建设、民主改革与“三大”改造，急需大批民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民族学院及时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政治干部，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民族事务和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据1954年统计，当时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共4万人，其中从中央、西北、西南、中南、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8所民族学院毕业的学员达1.1万人。可以说，在民族地区政权建设最急需民族干部的50年代前期和中期，受过高校正规培养的民族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民族院校。到1982年，全国10所民族院校就共培养了6万名民族干部。1988～1994年，充实到民族干部队伍的39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有10万毕业于民族院校。[3]现在民族地区的高层次少数民族干部相当多的人仍出自民族学院。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据统计，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中，产生了国家领导人1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省部级以上干部60多人，地、州、盟厅级干部500多人，县、旗、处级干部8000多人，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担任县级以上干部的就有700余人。[4]民族院校毕业的干部由于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对党和政府有深厚感情，故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力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
（2）培养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切实解决了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所急需的专业人才这一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地区的农牧业是主要产业，发展十分缓慢，一些地区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阶段，部分地区铁制农具尚未得到使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交通、邮电和通信事业也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运输主要靠畜驮人背，汽车和公路极少。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民族地区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各民族地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并依靠资源优势和区域优势发展新型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在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民族学院就开始培养民族地区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如农牧、会计、政法、医疗等学科和专业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设立了一些专门的学院和专业，填补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科上的空白，培养了一批民族地区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说，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已成为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的专业领头人和技术骨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95年，西藏自治区大专以上的各类科技人才中，31.2%毕业于民族院校；四川阿坝自治县现有高级专业人才几乎全部毕业于民族院校；广西百色地区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民族院校毕业生占34%。[5](www.xing528.com)
（3）培养了各类师资，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率极高，科学文化素质很低。教师是提高民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在办学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保证教师数量和质量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中不管是民族学院、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还是普通高等院校中的民族班、民族干部培训中心，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师资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它们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从事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师资和教育管理人员，同时也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自身培养了一批师资和教育管理人员。这些人从事民族教育和教育行政管理善于从本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遵循教育的规律，创造性地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为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完善民族教育体系，提高少数民族人民整体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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