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联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1831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33]。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极关紧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作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全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案，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34]。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I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35]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36]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需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37]。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唯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38]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中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英国政府带兵驻守大沽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39]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40] 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唯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䜣，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41]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是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视，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42]、钦差大臣祁寯藻黄爵滋^[43]，御史蔡家玕^[44]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语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阴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45]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现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水，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饷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46] 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既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47]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48]：（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49]，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四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借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突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50]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着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

琦善被迫让步

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䜣、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选自《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

【注释】

[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影印本，以下简称《始末》)卷二，卷三，卷四。

[2] 本文译名皆从官书。

[3] 《始末》卷二十四页三十五下。

[4] 《始末》卷二十八页二十三。

[5] 《始末》卷三十页四十一。

[6]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

[7] 《始末》卷二十页三十二下；卷二十三页一；卷二十四页二十四。

[8] 《始末》卷二十五页九下。

[9] 《始末》卷二十五页十一下。

[10] 《始末》卷二十五页二十五下至二十七，页三十九下至四十二。

[11] 夏燮《中西纪事》卷六页十七下。

[12] 《始末》卷十二页十二至十四。

[13] 《始末》卷十四页三十九。

[14] 《始末》卷十五页十三至十四。(www.xing528.com)

[15] 《始末》卷十五至十六。

[16] 《始末》卷十六页二十二至二十三，页三十至三十七。

[17] 《始末》卷十七页一。

[18] 《始末》卷十七页二至三。

[19] 《始末》卷十八页一至五。

[20] 《始末》卷十九页十二至十三。

[21]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 1844），p.95。

[22] 此处数目根据下列三书：Ouchterlony, op.cit, chap.IX.W.D.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London, 1844）, vol.I, pp257-280. Chinese Repositony, vol.X，pp.37-43。三书所载中国兵士伤亡数目与琦善的报告不符。他说：陆路军官亡者六名，伤者十九名，兵丁亡者一百六十二名。参看《始末》卷二十三页十八至二十二。

[23]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三页七十六。

[24] Chinese Repository，vol.X,pp.41-42.Bernard,loc.cit.,p.264。

[25] 《始末》卷二十三项十五，页三十三；卷二十四页一至二，页八。

[26] Peanand,loc.cit,pp.312-318,327-329。

[27] Bermard,loc.cit.pp.324-344.Ouchterlony, op.cit, chap.XI.

[28] Sir 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Feace (London, 1852) Vol.I,pp99-110。

[29] 《中西纪事》卷五页十三。

[30] 《圣武记》（石印本）卷十页二十九。

[31] vol.IX.P220, Aug, 1840

[32] 他日当撰专论说明林之衣钵如何一传至徐广缙，再传至叶名琛。

[33] 《始末》卷十二页十七。

[34] 原文见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 (1910) PP.621-626。译文见《始末》卷十二页三十至三十八。

[35] 此点的注意我得自罗志希先生的谈话。

[36] Morse, loc.cit.pp.626-630。

[37] 《始末》卷十三页一至三。

[38] 琦善在大沽给英国代表照会见《始末》卷十二页三十八至三十九；卷十四页三十四至三十九，参看Morse, loc.cit.pp.632-640。

[39] 《始末》卷十二页二十九。

[40] 《始末》卷十五页六。

[41] 《始末》卷十四页三十二至三十三。

[42] 《始末》卷十七页二十六至二十九。

[43] 《始末》卷十七页三十五至三十七。

[44] 《始末》卷十七页四十四。

[45] 《始末》卷十八页一至三。

[46] 《始末》卷十八页九至十七。

[47] 《始末》卷十八页二十五至三十三。

[48] Chinese Repository, vol.X, p.63。

[49] Morse, loc.cit.pp.641-642。

[50] 全段根据《始末》卷二十二页十二至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