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 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谓在乌拉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线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盛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仪式是在印度洋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马可·波罗(www.xing528.com)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孛罗(今译作马可·波罗)——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 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能抑遏的潮流。
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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