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和曹魏一样，是寒族建立的国家，除了少数世袭官员和出于安抚目的而任命的南中豪族以外，绝大多数官员并非高门大姓出身，这些来自寒门的官员更能体会民间疾苦，同时也不会因为族大人多而肆意为害，而高层官员也大多奉行道义，克制节俭。如丞相诸葛亮居官二十余年，家中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在去世时“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车骑将军邓芝“不治私产”“死之日家无余财”。凡此种种，都使得蜀汉朝廷政治相对清明，如东吴辅义中郎将张温在出使蜀汉后就盛赞朝政之美，足以证明此点不虚。
但是蜀汉内部也并非全无矛盾，在蜀汉从荆州到益州的辗转立国过程中，出身于荆州地区的士人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蜀汉数十年间政治资源一直向荆州士人集团倾斜。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樊建、董厥、吕乂等朝廷重臣，邓方、邓芝、宗预、廖化、阎宇、霍弋、罗宪等军事统领，董和、马良、王连、向朗、许慈、来敏等文臣都来自荆州地区。而在这之前据有益州的刘焉父子依仗“东州士”稳定政局，刘备入蜀后对这部分官员也随才署用，李严、吴壹等也迁至高位。唯有益州本土士人因为政治理念与上述两个人才群体有所不同，故而始终遭到压制和轻忽，所以他们对高层有所不满是一定的。但尽管如此，由于此点而引发的反抗仍然很少，汉嘉太守黄元的反抗可以部分归于此类。
同时，蜀汉在立国伊始就对豪族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限制和打击，不仅铸造值百钱限制豪族的财力发展，还限定了他们仕途上升的通道，同时又要他们承担沉重的赋税，因此地方上的豪族对此非常不满，为了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时有反叛发生。可以归入此类的有涪陵国人杀都尉而反、涪陵大姓徐巨之反等。(www.xing528.com)
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官员举措不当或听信谣言而造反。这一类反叛是蜀汉反抗的主流，蜀汉有多位官员在此类反抗中牺牲，如益州太守正昂、王士，越巂太守焦璜、龚禄，云南太守吕凯，中领军向宠等。但是，除了南中之乱在历史上造成了较大影响外，别的反抗都是旋起旋灭，被干臣马忠、张嶷等镇压。
总而言之，蜀汉因为地域因素和政治原因，发生反抗的频次相比于同期的曹魏和东吴还是较低的，而且规模普遍较小，少有数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反抗，这是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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