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掌权，曹爽遭诛，三国历史之乱

领导者：王凌

地域范围：★★★（扬州所属淮南地区）

起讫时间：★★〔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春〕

战争规模：★★★

影响力：★★★

组织目标：拥立楚王曹彪为帝

最终结局：王凌与楚王曹彪先后被逼自杀

明帝曹睿去世前，嘱托武卫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在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人的辅佐下，逐渐剥夺了司马懿的大权，将其排挤出朝政中枢，司马懿遂称疾养病。然而曹爽志大才疏，最终在高平陵政变中，韬光养晦的司马懿扭转了局面。而后司马懿大开杀戒，诛杀了和曹爽有亲密关系的诸人及其亲族，凭借资历和威望一跃而成为头号权臣。因曹爽在任时多有弊政，司马懿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受到了普通吏民的认可和欢迎。然而有些忠诚于曹魏的大臣看到皇帝曹芳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王凌便是其中之一。

王凌出身地位高贵的太原王氏家族，其叔父便是诛除董卓的东汉司徒王允。后来出身西凉军团的李傕、郭汜为董卓报仇，不仅杀害了王允，还尽害其家。王凌和哥哥王晨逾城脱险，逃奔回乡里。后来王凌被举为孝廉，担任了发干（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郓城、鄄城之间）长。他惩罚犯错误的百姓时总是处以五年髡刑，并责令他们当街打扫。有一次曹操的车驾恰好从当地经过^[11]，看到这些受过髡刑的人，就好奇地询问原因。从这之后，王凌就进入了曹操的视野，先任骁骑主簿，又迁中山太守，因为在当地治理有方而被任命为丞相掾属。

曹丕即位之后，王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散骑常侍，又出任兖州刺史，从此成为曹魏一方大员。在后续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青、扬、豫州刺史。因为这些刺史管辖的地方都和东吴接壤或隔海相望，因而时常会受到孙权军队的攻打，而王凌总是竭尽心力与敌奋战，如：担任兖州刺史时，和张辽等人一同攻击漂到长江北岸的吴将吕范所部；在石亭之战中，曹休中了周鲂的诈降之计几不能免，又是王凌督率军队奋战，最终将曹休解救出来。王凌也善于理民，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又甄综人才，提拔未显之士，所以在这几州之中政声甚好，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吏民的拥护。正因如此，朝廷也不断提高他的地位，正始初年担任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当吴将全琮在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入寇芍陂（今安徽寿县）之时，王凌指挥魏军和吴军在当地争险，双方大战数日，全琮退走。王凌以此功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后又代替高柔为司空，仍留在扬州打理当地军务。是时王凌的外甥令狐愚因为才能突出而被任命为兖州刺史，屯兵平阿，舅甥共同典兵。令狐愚本名令狐浚，在魏文帝黄初年间担任和戎护军，当时乌丸校尉田豫讨伐有功，但因为小违节度，就被令狐浚绳治起来。曹丕十分不高兴，不仅将令狐浚免官治罪，还在诏书中写道：“浚何愚！”从此就用“令狐愚”这个名字称呼他。后来令狐愚又重新被起用，担任曹爽长史，后出任兖州刺史。曹爽被诛杀后，司马懿虽然将自己曾经担任过的太尉转授给王凌，并假节钺，但二人看到齐王劣弱无能，担心朝廷被司马家族架空，所以想要另立新君。他们在曹氏宗族中相中了楚王曹彪。之所以选择他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曹彪是武帝曹操的儿子，在宗族之中辈分很高，比当时为帝的曹芳要高出两辈；其二，他年长又有贤名，曾和兄长曹植唱和并有诗作流传，可见其有一定文学造诣，而到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彪已有五十五岁，政治经验比曹芳自然要高出不止一筹，如果能够上位，足以制衡司马懿；其三，他的封地恰好就在兖州境内，曹魏对王公监管甚严，刺史往往还负有监察领地内王侯的职责，令狐愚相当于曹彪的监理人，有什么事情沟通起来也方便；其四，之前东郡有传言“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称“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而曹彪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以前的封号就是白马^[12]，他的字恰好就是朱虎，所以王凌和令狐愚都认为这两则传闻会最终应在曹彪身上。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秋九月，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到白马，与曹彪相问往来。为了让曹彪有个心理准备，令狐愚让使者对曹彪说：“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原王自爱！”曹彪从使者的口气中也察觉出了令狐愚的真实用意，因此回答说：“谢使君，知厚意也。”王凌也派舍人劳精到洛阳，将这番打算说给儿子王广听。王广智术尚在其父之上，司马懿曾经问蒋济对王凌的看法，蒋济说：“凌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此时王广听到父亲的谋划，回说：“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何晏）虚而不治，丁、毕、桓、邓（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又说：“废立大事，勿为祸先。”但是王凌没有听从。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又派遣张式拜谒曹彪，但是张式还未回来，令狐愚就病逝了。此前令狐愚因为和山阳郡的单伯龙（伯龙为字，名不详）交好，所以征辟他的儿子单固为别驾，后来单固和兖州治中从事杨康都成为令狐愚的心腹，令狐愚的谋划二人也全知道。令狐愚生病的时候，杨康正应司徒高柔之召在洛阳办事，听到消息后很害怕，所以就露出了口风。但司马懿因为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何况对方还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所以采取了静观其变的办法。(www.xing528.com)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夏五月，出现了荧惑（即火星）守南斗的天象。而到了七月，荧惑移到了北斗七星第二颗（天璇星）附近并持续向东运行。王凌知道东平百姓浩详懂得占星，所以就把他叫过来询问。浩详隐隐猜出王凌所问何事，本来王凌的职责是防备东吴从扬州进袭，但浩详没有说东吴有死丧之类，而是顺着王凌的意思说淮南是楚国分野，现在天象同时出现在吴、楚分野，这个地方当有王者出现。王凌听说后大喜过望，说“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于是更加积极谋划。

到了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春天，王凌终于等到了机会，因为东吴在涂水有军事举动，所以王凌下令戒严，并上表请求讨贼，实际上是要趁此时机举兵。但是司马懿早就知道了王凌的打算，所以诏命不许。因为令狐愚已死，王凌又想拉拢从前在凉州反叛过中央的刺史黄华，但黄华本人不仅参与过反抗，而且还亲身体会到了反抗的残酷后果，当时除了他以外，其他凉州各郡的叛军首领都被朝廷镇压，况且黄华当时年事已高，怎么可能重蹈覆辙？于是黄华反过来叫上王凌派来的将军杨弘，两人一同向太傅司马懿举报王凌。司马懿在当年四月率领中军从水路进讨王凌，但他提前让曹芳下了一道赦书，赦免王凌的罪过，然后又派人晓谕王凌，而大军则趁此时机来到了百尺堰（今河南沈丘东北），相距扬州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已然不远。王凌自知势穷，乘船单出迎候司马懿。因为他和司马懿的亡兄司马朗交好，仗着这层关系，他给司马懿写信说：“卒闻神军密发，已在百尺，虽知命穷尽，迟于相见，身首分离，不以为恨，前后遣使，有书未得还报，企踵西望，无物以譬。昨遣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于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闻命惊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处？仆久忝朝恩，历试无效，统御戎马，董齐东夏，事有阙废，中心犯义，罪在三百，妻子同县，无所祷矣。不图圣恩天覆地载，横蒙视息，复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既人已知，神明所鉴，夫非事无阴，卒至发露，知此枭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王凌又派遣掾属王或携带印绶、节钺向司马懿谢罪：“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司马懿大军到达丘头（今河南沈丘东南）的时候，王凌面缚请降。司马懿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并命人送还他的印绶、节钺。王凌以为既然蒙赦，加上旧日之好，因此不复自疑，坐着小船来见司马懿。司马懿令人在水中止住其船，两人相隔十多丈，王凌遥遥喊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司马懿回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王凌听司马懿口气中并无通融的意思，因此绝望地喊道：“卿负我！”司马懿淡淡地回答：“我宁负卿，不负国家。”于是命步骑六百人送他到洛阳。王凌仍然想试探一下司马懿的意思，他向护送的军士求取棺钉，司马懿命人给他送去，王凌遂知自己不免，他招呼掾属诀别，并说道：“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于是饮药自杀。在洛阳做官的儿子王广也被诛杀，时年四十余。

王凌的妹妹是征西将军郭淮的妻子，按照朝廷的律法应当一并受诛。朝廷派来的使者收捕甚急，郭淮让妻子准备好行装，限定日子就要出发。有人劝说郭淮为此举兵，但是郭淮没有答应。等到出发的那天，百姓在后面追赶号哭者数万人。车马已经走出了数十里之远，郭淮在五个儿子的苦苦哀求之下终于派遣左右将夫人追还。为此郭淮向司马懿上疏：“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司马懿因为郭淮是方面大员，与自己关系又一向不错，所以经过审慎思考之后，特别上奏朝廷予以批准。

司马懿抵达寿春后，参与密谋的张式等人纷纷自首。司马懿因而广行株连，穷治其事。此前单固已经因病去职，但因为杨康等人首告，所以司马懿已经掌握了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司马懿见到他劈头便问他是否知情，单固一口咬定不知。司马懿又问他是否知道令狐愚谋反，单固仍然说没有。司马懿便招来杨康，令两人对质。单固毕竟心虚，几个回合下来露出了破绽，于是大骂杨康：“老庸既负使君，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果然杨康虽然率先披露此事，但因为对答之中颇有差错，所以不仅没有封侯拜将，反而被司马懿下令和单固一同处斩。临刑之时，单固再次大骂杨康：“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这时朝廷派遣侍御史到楚国调查楚王曹彪参与谋反一事，收治和此案相连之人。廷尉上表要求征召曹彪定罪。于是朝廷就援引西汉初年自取灭亡的燕王刘旦之例，使兼廷尉大鸿胪持节赐曹彪玺书，内容如下：“夫先王行赏不遗仇雠，用戮不违亲戚，至公之义也。故周公流涕而决二叔之罪，孝武伤怀而断昭平之狱，古今常典也。惟王，国之至亲，作籓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谋于奸邪，乃与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沟通逆谋，图危社稷，有悖忒之心，无忠孝之意。宗庙有灵，王其何面目以见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怃然。有司奏王当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师之义，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赐书。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观。王其自图之！”当年六月，楚王曹彪被逼自杀，妻子儿女都被免为庶人，并被迁徙到平原。曹彪的官属因为知情不报和无规劝辅导之义，都被问罪杀掉，楚国也被废为淮南郡。

王凌失势后，众臣皆加以谴责，不少人都认为按照春秋之义，作乱的齐国大夫崔杼、郑公子归生都被施加追戮、陈尸斫棺，以王凌和令狐愚之罪应该按照旧典办理。于是朝廷命人挖开二人的坟墓，剖开棺木，将二人的尸首于邻近的市集暴尸三日，又烧掉了他们的印绶和朝服。当年令狐愚未发迹时，因为他素有大志，家族中人都认为他能兴旺令狐氏，只有族父弘农太守令狐邵认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这话被令狐愚听说了，心下甚是不平。后来令狐邵做到虎贲中郎将，而令狐愚已经历官显位，在地方上又多有能臣之名，于是他又找到令狐邵，就其当年的言论发问道：“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令狐邵不答，回头却对妻儿说：“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令狐邵去世十多年后，令狐愚果然被灭族。

王凌和令狐愚的家人被株连，杨弘和黄华却因为告发有功而被封为乡侯。朝廷又下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全面接管了这一地区的防务。

在高贵乡公即位后的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朝廷下诏说：“故楚王彪，背国附奸，身死嗣替，虽自取之，犹哀矜焉。夫含垢藏疾，亲亲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朝廷增加了曹嘉的封邑，和之前相加共两千五百户。曹嘉入晋后封高邑公，官至东莞太守。

直到晋武帝司马炎接受禅让之后，才在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时为公元266年1月）为王凌之事做了一个了结：“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

点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先后都督淮南，又先后起兵反抗被司马家族把持的曹魏中央，结果又是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后人矜哀他们的罹祸，将他们并称为魏国忠臣。如南宋的经史学者王应麟就说：“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毌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13]但是在两晋时期，由于这三人反抗的都是司马氏家族，所以时论都把他们当成叛臣，如陈寿在写《三国志》时，将这三人连同邓艾、钟会合成一传，用意不言自明；又如东晋时期的文臣伏滔在论及淮楚一带的人物时，也说：“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若具体分析这三个人，他们的情况还是稍稍有些差别。单就王凌来说，他真实的想法是想让楚王曹彪取代曹芳成为一国君主，倘使曹彪登基必然会对他投桃报李，不过王凌年已八十，官位也已到了极品，几个儿子也都才能不低，他是否真有如此想法也很难说。明代王夫之单从这个角度去揣摩王凌，对他的举动就深有批评：“王凌可以为魏之忠臣乎？盖欲为司马懿而不得者也。为懿不得，而懿愈张矣。齐王芳，魏主睿之所立也，懿杀曹爽而制芳于股掌，其恶在懿，其失在睿，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汉昭亦无如之何，而可责之芳乎？凌诚忠于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闭门拒主、专杀宗臣、觊觎九锡之罪，抗表而入讨，事虽不成，犹足以鼓忠义之气，而懿不能驾祸于楚王以锢曹氏之宗支，使敛迹而坐听其篡夺。而凌欲废无过之主以别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之者，而终以盗铃。”^[14]王夫之指责的重点在于，他认为王凌没有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入京勤王，而在两年之后才姗姗举兵，其心有可诛之嫌。不过笔者倒是认为，高平陵政变发生于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而令狐愚派人密集联系楚王曹彪发生在该年秋冬，明显是王凌和令狐愚看到曹爽被诛才对司马懿的权谋有所警惕，进一步地想到拥立楚王曹彪。而从他们谋划此事到王凌失败的一年半时间里，曹魏和东吴之间虽然屡有冲突，如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征南将军王昶进军江陵，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攻击夷陵等，但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扬州地区比较平静，虽有庐江太守文钦诈降引诱吴将，但吕据、朱异等将领持重，并没有轻敌冒进，这场伏击战等于没有发生，所以王凌找不到名正言顺聚拢军队的机会也是正常的。更何况王凌身为儒臣，持重稳健有余而胆魄决断不足，凡事务求周密之后才行动，却不知消息早已走漏，他在这段时间谋划的效果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如果仅仅从以上事实去考证，我们并不能得出王凌并非曹魏纯臣的观点。但是正所谓“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王凌举动失当，先是事机不密致使对手早有防备，后又错误地拉拢面目不清的兖州刺史黄华致使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到了最后关头甚至妄想司马懿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能够放过自己，委实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