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以后，朝政日趋黑暗，豪强地主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还大量兼并土地，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其私人部曲和奴婢，因此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仅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年间，见之于史书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次。如安帝时青州张伯路领导的流民起义，绵延沿海九郡；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琊起义，波及青、徐、兖三州，直到两年后才被中郎将段颎镇压下去；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五月，桂阳人朱盖、胡兰等人聚众起义，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转攻零陵郡，给官军以极大打击。这些起义时间跨度长、绵延地域广，沉重打击了官军的士气，撼动了东汉政府的统治，为东汉末年一系列波澜壮阔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在长江以北、崤函以东的广大地域爆发，起义军迅速聚集了数十万人，他们攻打郡县，围攻豪强，屠杀官吏，然而因为缺乏统一指挥，战略意图也不够清晰，起义军主力在坚持了仅仅九个月之后就宣告失败。虽然如此，此次起义还是给了东汉政府迎头一棒；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黑山、白波、五斗米道等一系列反抗暴政的起义，各地起义冲击了当地官府的统治，无形中削弱了东汉中央政府对州郡的控制力。从这时开始，地方州郡兴起一些势力，经过十几年的相互征伐，逐渐形成了一批势力强大的地方军阀，是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张本，并为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契机。(www.xing528.com)
在这一阶段，全国各地均战乱频发，但总体表现出北方多、南方少的特点。而就反抗本身来说，由于地方势力彼此攻杀、互相冠以污名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有些军事斗争很难判定其是否以反抗君主为最终目的。本篇中只选择那些明显与东汉中央政府对抗的起义或者自立为帝的事件加以评述。仅就这些事件来看，东汉末年的反抗普遍表现出规模大、绵延区域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而有一些反抗直接由失意的原政府官员推动或指挥，比如边章、韩遂之乱，张纯之乱等，这些都和三国建立后的反抗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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